合法性的焦虑

断更不需要理由，但解释是一个姿态。

不过断更日久，心里发慌，笔头有些不流畅。最近老罗除忙着卖房子外，每两个月要去一周的北大的课程信息量也忒大了点，必须要保持每周看完一本书的节奏。

原先老罗相对有把握的是明清，趁着这一波课程，补了一下魏晋南北朝史，有了这一段，中华文化才讲通了。

少时看三国演义之后就是隋唐演义，两个演义之间的一段模模糊糊。只知三国归晋后，英雄都没了，司马家低能儿辈出，丢了半壁江山，期间有王羲之有陶渊明有《世说新语》，都嗑药遁世向往田园。而北方是五胡乱华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

不愉快的日子因刻意才变得模糊，好在没多久又有了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

而这个“没多久”比我们印象中要长得多的多，如果从汉献帝禅让给曹丕起算，有接近四百年，如果刨掉魏晋，剩下更模糊的南北朝，感觉是那么一瞬间，却也有足足两百年。

这个两百年在近代是刻意被忽略的，以至于常常想不起来北方还有那么一个统一稳定的长朝代——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算起，到因六镇之乱分裂，那么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好像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孝文帝汉化。

这种忽略是因为北魏在近代语境中的“合法性”存疑，北魏的政治文化被刻意矮化。

一旦北魏是“合法的”，那近代的很多事就变得“不合法”了。

如果有穿越，我想穿越到晚清戊戌前，以证实我的一个假设——我们现在的历史观基本上是梁启超塑造而成，经孙先生以及五四新文化后固化下来的。民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际上多少带有汉文化原教旨色彩，刻意要切割“属于中华文化的部分”和“文化被污染的部分”。

对比袁大总统和孙先生，一个像接受了宣统禅让是满清帝国的继承人，而一个是民族自觉的革命者。在当时反殖民主义世界潮流大背景下，孙先生在合法性上更有优势。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北魏就成为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民族新历史观需要把蒙元切割，把辽金切割，但实在做不到把隋唐也切割。如果去探讨李唐政权来龙去脉，关陇集团的存在无论是血缘上还是组织上，甚至在文化上，胡人的成分更多一些。一旦多讲北魏，就能发现这种继承性，索性刻意模糊，让大唐成为一种华夏母体上突然出现了的盛世和若干明君，以避免一些尴尬。

学佛之后，再去扫描我们那些信心满满历史观，感觉就像《盗梦空间》，有很多前人在我们大脑里植入了很多概念，有些是梁启超干的，有些是顾炎武干的，有些是朱熹干的。

不一定有什么对与错，但在当下这个时代，把自己搞狭隘了，多少有点问题。

我们就来说说北魏这个“不合法”的存在。

公元386年，拓跋珪接手部落联盟首领，他做到一个“合法的”部落大单于，但他想去“合法地”做中国式的皇帝。

汉化的动因不是向往先进文化，而是向往军事上的组织能力。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合法性焦虑”就是这第一步。

拓跋珪决定用中华帝国的模式建立政权组织，少年时在长安流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只有用这种政权模式，才能取得军事优势。

五胡盘亘中原的同时也在琢磨打造自己的军事组织能力，这个之前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之前数百年被汉军追着打的原因了。永嘉之乱开始只是一个偶发混乱引起军事溃败，但一旦胡人开始学习汉人组织体系，再北伐就有点难度了。

汉文化的先进性不在于唐诗宋词，而是在于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版图上，无数素不相识的人能够因一个假想的概念，组织起一个统一的社会形式。

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好处是——当你要在军队讲纪律讲牺牲讲奉献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

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军事技术主要是骑射，就是一大群骑兵过来，远远放箭，打得赢就来拿辎重战利品，打不赢就赶紧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学他们这个战术。但毕竟这是人之长我之短，李广将军弓马再娴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从未讨到便宜。直到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军事改革家，把以前中原的战车阵用到骑兵战术上，改骑射为骑兵冲击，骑兵列队手持长矛正面冲击敌阵。自此匈奴军队骑射功夫再好，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挡正面冲击的排山倒海的汉军骑兵。

那匈奴为何不学习汉军这种骑兵冲击战术？还真没法学。

骑兵冲击战术第一排冲击队员的死亡率会明显高于后排，一定需要高度的纪律性，高度服从指挥。匈奴总体还是一个部落联盟，不是一个集权组织，大单于对小部落的管控力还很弱，这种高风险的战术形式没人肯干。

即使兵器战马甲胄持平，两汉三国时期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这种组织上的优势导致的军事优势一直是压倒性的。

在三国期间还出现很有意思的情况，乌桓、羌人等少数民族部队，如果编在曹操袁绍马超等麾下，都是骁勇善战的先锋部队，但一旦搞个叛乱，自立为王，曹操等派个偏将过来三下两下就扫平了。

但在南北朝时期，胡汉的军力已经此消彼长。

我们总把北方异族视作胡人索虏，觉得他们在文化的落后，于是有一件事就无法说圆——为何只有在汉代，能把匈奴打的屁滚尿流，之后的朝代却总是被北方压着打。

被人胖揍肯定人家比你强，不承认这点都是阿Q，但往往即使我们承认军事上输给人家，也绝不会承认文化也有不如人的地方。在184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算被人揍得没方向，也始终觉得自己文化上比“泰西诸夷”强。

强都是一体的，文化力量直接会体现在军事上。几场战役不能说明问题，但持续一两百年都被人压着打，肯定是整体性出了问题。衣冠南渡的汉人们在嗑药成仙的时候，北方胡人已经脱胎换骨了。

在北魏的史官笔下，北魏的开国皇帝从道武帝拓跋珪算起，北魏之前的十六国都在为这个中华帝国模式而努力，北魏第一个胡人按中华帝国的模式建立了长朝代。

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摈弃了部落习惯的游牧生活和组织形态，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他的政策很极端，极端到自己家人都无法理解。只因他急迫地要建立一种凝聚力，凝聚力直接体现社会组织上，进而决定军事组织能力。

他最大的改革就是“离散部落”，打散原有的部落，把权力集中。

他为扭转部落传统的“兄死弟及”的王位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为保证实现，不惜一切代价。并且设立的“太子监国”制度，还配置以极端的“子贵母死”，以至于太子拓跋嗣出走以及后来的清河王政变。

这一切的成果就是，当拓跋北魏的军队学会了骑兵冲击，学会了攻城和守城，学会了自带补给长途行军的时候，新帝国的力量开始呈现。

北魏朝廷的腥风血雨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在祖父建立了行政体系框架后，开始着手“合法性”建设的第二步——意识形态。

对后世著史者来说，合法与不合法都是纸上的文字，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生死攸关。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依靠暴力夺得政权，别人也可以用暴力夺走。所以历史上短朝代大都是“二世而亡”。必须要在一两代人之间快速解决一个合法性问题。

说白了就是“为什么我能打天下坐江山，而你不可以！”

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一份约束性的文件就解决了“合法性”问题，这是在宪政大框架下的解决方案，是英国大宪章之后的政治模式。

合法性核心是各种力量的制衡，这种制衡在大宪章之前，只能依赖意识形态。

中国人的思维更接近“合法性”的底层逻辑，开国之初，斯大林催毛主席赶紧制定一部宪法，毛主席并不急，他知道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从来不用“统治阶级”这种说法，这种概念很懒惰。

“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分歧远远大于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最危险的人都在身边，对皇上来说，与朝廷之外的百姓关系无非就是税负多寡的问题，而朝廷内的关系是身家性命问题。

意识形态是一种远程控制，让普天之下的纳税人对皇上“合法性”的认可，同时增加权臣造反的成本。

秦只是创立了一种帝国模式，商鞅韩非完全不懂意识形态，直到董仲舒才算是把这种模式的合法性说圆。

意识形态对身边的人是不管用的，你怎样上位都知根知底。

北魏道武帝按中华帝国模式建立北魏，但北魏的意识形态基础要到拓跋焘才建立。在十六国时期，都是抓来留在北方的汉家大族帮助他们建立官僚体系，进行税收和官僚体系改革，光改表面没有用，马上直面核心层——意识形态。

贵霜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系，并积极向东方输出意识形态

当时的儒家意识形态形式主义严重，限于门阀阶层，完全不能满足皇上的底层动员需要。于是就有了两个选项——佛教和道教。

就如1840年最大的事，莫过于西方意识形态传入中国，而在1千7百多年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思想的宇宙人生观给当时知识分子带来极大震撼，在直面问题的时候，原有的思想体系直接露怯。

比如我们讲“天圆地方”，那肯定有人会问，这个天的盖子外面是什么？佛教就来回答“三千大千世界”。

即使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生死问题，那肯定还会有人问“父母未生我，我以何面目示人？”佛教此时就来回答“六道轮回、三世因果”。

这种冲击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产生了文化虚无主义，称印度为“中国”，玄奘就是前往“中国”取经。

只知道喊口号不是意识形态，是要让人真正从内心相信。南朝的危机源自儒家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佛教进入中国的路线，传统是犍陀罗——河西走廊——中原一线，但早期佛教遗迹考古发现都在南方和沿海地区，并没有河西走廊和中原的事。

应该这么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和宗教传入，高僧个人行为，是零星散乱而断续的，早期以海上和巴蜀地区为主。但健陀罗河西走廊这条线，是佛教作为政教一体的国家形式进入中国。

在健陀罗地区，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已经诞生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贵霜王朝，佛教是国教，君主既是世俗的国王，也是佛教的转轮王。此时的佛教，已经从轴心时代释迦摩尼佛陀作为觉悟者的小乘佛教，演变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乘佛教。

公元200前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在高僧无著的主持下，用佛教治国，并且积极往东方输出意识形态。

过了近百年，中国北方地区稍微安定，打天下的胡人政权，搭好行政体系的框架后，突然都发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迫切想引入健陀罗式的政教合一体系。

后赵石虎，在336年，去皇帝号，做“大赵天王”。

前秦苻坚，382年攻打龟兹，就是奔着抢夺鸠摩罗什来的。

姚秦姚兴，于401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自己做佛教天王。

当时的高僧，是政权极为重要的稀缺资源，建立意识形态的国师。当北凉王沮渠蒙得到高僧昙无谶后，就了完整的意识形态班底，昙无谶专门翻译了后贵霜时期的大乘经典《悲华经》，施行转轮王的佛教治国，建立了健陀罗式的政教合一国家。在敦煌和麦积山，都有重要的北凉石窟。

拓跋焘能征善战，击溃后燕后秦，稳定了北方，但对北凉昙无谶僧团可是心心念念，一心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多次派太常卿李顺前去索要，昙无谶在离开北凉的路上被沮渠蒙逊杀掉了，时年49岁，两个月后，北凉王沮渠蒙逊也暴病而亡。

新疆克孜尔石窟鸠摩罗什像

439年，拓跋焘灭北凉，北凉僧团被请到平城，迅速进入权力中心。昙无谶弟子玄高成为太子拓跋晃门师，昙曜成为太傅张潭门师。

反过来看南方政权，对这种政教一体的国家形式还是有所保留。

达摩宗师见梁武帝，照理说梁武帝几次出家做和尚，要朝廷赎回，捐钱给庙里，所以捡到达摩，说我建了多少庙，功德大吧。达摩说，你一点功德也没有，然后就一苇渡江，去了北方。

以前读这段公案云里雾里，但如果结合政教合一健陀罗体系来看，就明白了。达摩宗师说，梁武帝您只知道供养，不做转轮王，就毫无功德。

意识形态是社会动员的工具，当南方还是门阀把持的儒家体系时，北方胡人掌握了社会底层动员的工具。

假以时日，此消彼长。

健陀罗的转轮王像，胸前的龙头璎是标识

有个人，让我在评述他时候情感上很复杂——崔浩。

他既是太武灭佛的鼓动者和执行者，也是中华道统的捍卫者。在佛教早已成为本土文化的当下，让人割裂这两者相对困难，但在当时，却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上的斗争。

崔浩，清河崔氏，名门大族，没有随司马家衣冠南渡，三代出仕北魏拓跋政权，得到重用。在南方正统看来，崔氏一门汉奸无疑。可想当时崔浩的心里压力。

崔浩雕像

在改朝换代为异族服务的当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会面临这样的拷问。顾炎武做过一个自圆其说的切割，《日知录》“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有责。”之后梁启超简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民族史观就建立在这上，之后又成为孙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这些放最后说。

崔浩看出北魏蒸蒸日上的国力，感觉将来一统天下就是北魏了，但看到太武帝拓跋焘引入北凉僧团，准备建立佛教政教合一国家时，崔浩非常焦虑，天下这次真的要亡了！他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亡国存道统”计划，把皇上引入到他所设定的意识形态。

皇上当时对崔浩十分信任，因为崔浩擅长谶纬方术，在拓跋焘以前南征北伐战争决策中从未错过。其实对拓跋焘这个实用主义者来说，佛教也不是他的信仰，只是意识形态工具。崔浩知道儒家这种理性主义的学说，神通太少，文化程度不高的皇上不感兴趣，于是他引荐了天师道的领袖寇谦之来平城，太武帝宣布崇奉天师道，但崔浩让皇上祭奠礼仪都是轩辕神农，儒家的一套系统，皇上也搞不太清楚其中区别。

440年，崔浩和寇谦之劝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武帝居然同意了，还在太平真君三年“登道坛，受符箓”，太武帝成了道教皇帝太平真君，同年又开造静轮天宫，要高到与天神交接。

太子晃作佛教徒，对父亲所作为多有微词，崔浩就挑唆皇上说太子有造反迹象。

北魏的太子监国是一个有实权的差事，皇上出征期间，太子可以直接出政令，好处是能顺利接班，但后果是如父子有嫌隙，可能就有父子相残。

没有直接证据太子谋反，先从太子班底的两位国师下手，444年，玄高和释慧崇被捕砍头，第二年太子忧郁而死。

就这一年，盖吴在陕西黄陵造反，太武帝亲自征伐，崔浩随征，到长安一个庙里，在和尚屋里有弓箭矛盾，皇上大怒，认定和尚与反贼同谋。崔浩请诏诛杀长安僧人，毁掉佛像，第二年，太武帝下令全国性灭佛，所有僧人全部坑杀。

这样大规模的赶尽杀绝，寇谦之都看不下去了，劝之不听，说用不了几年，你就会“受戮，灭门”，不幸而言中。

崔浩倒不是因为太武帝幡然悔悟而被杀，而是写北魏国史，写了大量拓跋鲜卑的秽史，蛮夷乱伦，禽兽不如，并且刻碑立训道旁，广而告之。崔浩年岁已高，有心在有生之年，趁着灭佛余威，一鼓作气，让鲜卑胡人归化汉文化，知廉耻礼仪。

这一步抓了逆鳞，惹怒了皇上，下诏灭族，70岁的崔浩被囚禁木笼押往刑场，几十个军士打他刺他，往头上撒尿，死得极傪。

崔浩一死，太平真君年号立马被废。

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所杀，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杀宗爱后继位，立刻下诏启用佛教。灭佛时逃散隐匿的北凉僧团被召回.

460年，昙曜受命开凿巨型石窟。

太武灭佛只是中国佛教化道路上的一个波折，太武帝拓跋焘开创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昙曜受命开凿的昙曜五窟里，太武帝有重要的位置。

昙曜五窟是北魏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成就，在平城的交通要道开凿巨窟，教化民众。

云冈石窟研究成果众多，这里引用古正美先生《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和阿城先生在《昙曜五窟》的说法。

昙曜五窟按历史顺序是指云冈20、19、18、17、16五个窟，与序号相反。

这五窟连起来看，强调一种传承关系，在昙无谶翻译的《悲华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中有清晰记述，并且与北魏的建国皇帝一一对应。

20窟，主佛为释迦牟尼佛，右侧左手执法衣，应为弥勒佛，左侧已崩坏，应为多宝佛。主尊对应是道武帝拓跋珪。

19窟主尊左手执“只掩二指”的法衣，按《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明确为弥勒佛。对应应为明元帝拓跋嗣。

18窟主尊立佛左手执法衣，法衣雕刻千佛，《悲华经》多宝佛许转轮王无诤念将来成无量寿佛，转轮王有千子，多宝佛一一许他们未来成佛。所以主尊应为无量寿佛。对应为太武帝拓跋焘。

此窟最动人的是无量寿佛背后的僧人群像，都面带微笑，表情欣慰，非常生动感人，这组群像应是法难时殉难的僧团。左侧有一尊有头无身的头像，应是当时被砍头的太子国师玄高。

这一组群像奠定了北魏佛像雕塑的基本审美样式，悲欣交集，是中国雕塑史最具神性的作品。

17窟主尊是交脚转轮王像，对应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正是昙曜开凿石窟的年代，正式开始佛教治国政教合一的制度。注意转轮王胸前两个龙头昂起，是转轮王诸宝中龙头璎的标志。当时拓跋濬还在位，尚未成佛，所以是转轮王像。

16窟主尊服饰有很大不同，未着佛衣，褒衣博带皇家装束，整个窟环境空疏，有肃穆感，古正美先生认定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在太子位上去世的拓跋晃。拓跋晃未成为转轮王，只能着皇家服饰，线条硬朗，右手施无畏印，表情欣慰悲凉坚定。昙曜在雕刻此像时候，面对太子有面对玄高师兄一样的情感波澜吧。

虽太子晃不是转轮王，身后未成佛，底座是覆莲座，具有菩萨地位。

虽然北魏的意识形态主线是佛教治国，但王朝的结构依然是中华帝国的模式。

早期《魏书》中假托拓跋氏先祖是轩辕黄帝，承土德而为王。按王朝更替，要对应一种元素，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禅让排位。但议定为土德时候并未设想过前面的火德应该对应哪个王朝，到孝文帝亲政时，把行次从土德改为水德，宣布北魏直接继承西晋金德。

这一改动，是把北魏完全纳入中华帝国的序列中，成为一个朝代，而不是五胡十六国的第十七国。

在北魏时期，这种佛教和中华帝国的合体并未成为稳定态，而后的六镇之乱代表了这种反复，但融合的总趋势已经呈现加快的态势。

这种合体迸发出的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直接体现在军事上。

研究古代战例，六镇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年间，是冷兵器战争的最高水准，东魏和西魏洛阳城一战，双方对阵一整天都冲不垮，体现出的军事素质将士心理和组织能力，只要之后岳家军和金兀术之间战例还能稍有比肩。到戚继光时期，对付倭寇的鸳鸯阵法，算不上正规军的打法，以至调防北方后，只能全力推进火器以防守为主。

北魏是很出戏的朝代，一堆狗血故事可以让IP流量剧去发挥。读北魏史一不留意就搞糊涂辈分，到底算是弟弟还是侄子，是姨妈还是老婆，甚至应该叫奶奶还是叫妈都得想一想，汉人史官有些看不下去，史书改得不像样。但在云冈石窟还留下不少线索。

五月山西游学的时候，会留意这些故事。

至于转轮王的故事，是另一个范畴，又可以写出很多内容。不过今天就不发挥太多了。

今天是五四，主要想借着北魏的朝代形成，尽可能探索一下完整版的中华帝国和中华文化。

我们自己认为的中华文化，实际上和外界认为的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唐宋元明清，这是我们以为是一路法脉正统，我们从未怀疑过唐和宋的继承关系，但在看过辽博的辽代文物看过应县木塔后，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了，特别是辽代佛像，与唐代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C位就是辽代罗汉像。放在我们这边，这种摆放肯定会有很多争议。

就连我们CHINA这名词，本意是契丹。辽继承了当时大唐控制的最重要的贸易线——草原丝绸之路，按照它的理解继承和传播着大唐文明。辽的“四时捺钵”制度，春秋是国内税收主导，冬天到北宋边界，接受贸易朝贡，夏天就去北方边界，接受因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因贸易而产生的红利。

在这个框架下，北宋就显得保守封闭了，靖康耻是早晚的事。之后南宋打开海上模式，形成另一局面，暂且不表。

大唐开创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世界帝国的模式，通过控制交通线控制世界贸易，通过辽的继承，最后被蒙古帝国发扬光大。而这时候，忽必烈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组成之一。

蒙古帝国的问题在于，创立帝国模式版图过大，当时缺乏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可能性。

明帝国是一个纠结的帝国。朱元璋为他驱除鞑虏合法性纯净文化中的异域色彩，而永乐帝朱棣却想继承蒙古帝国的模式，所以有郑和下西洋。万历年稳定了南方海路继承南宋，重新对外开放，不过，这之后中国就是一个产品供应商了，不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发展中一步步失去先机。

中华文化5千年，不存在是谁创造了一套东西，然后拿去同化别人，而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就连华夏一词，也是融合的产物。到长江口的水，还能分清楚哪些是金沙江来的，哪些是杂混入的吗？梁启超和孙先生对中华历史文化继承关系的界定切割，有他们当年革命的需要。但这种切割，毕竟是一种阉割。

胡人汉化的的同时，也是汉人胡化的过程。融合后帝国形态会有新面貌，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对中华文化注入新内容的异族。前期完全继承了明帝国保守的一面，同治中兴后有新气象，但此时已经开始成为革命对象了。

中华文化保守一面被异族继承时，后人会面临一个逻辑困难，在驱除鞑虏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文化”的哪一边？

这让五四的精英们为难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