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瘟疫改变的世界

原创维舟维舟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历史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却只是一种傲慢的人类中心观：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与动植物、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

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生活，必然都得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这一点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变得尤为关键。农耕定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技术和人口都飞速进步，但正如后来人们取得的任何进展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个“但是”——人类从此更易于受严重疾病的侵袭。

定居使得垃圾和粪便的处理变得困难，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门的细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

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禽流感等，全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随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爆发。直到现代公共卫生医学创立，人类长期都没有摆脱这个老问题的反复困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温带的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破坏和控制，时至今日，热带的生态平衡仍然最难受人类摆布。

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伟大的文明几乎都不处在热带地区，因为在那里人类社区首先就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长期以来这一直令人谈虎色变。

这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有一种观点认为，正由于传播昏睡症疫病的采采蝇在西非肆虐，使得当地不可能生成任何封建主义制度，这种苍蝇会攻击马匹，并使人无法定居生活，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骑士阶层。

印度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创来自西北境外的入侵军队，常常也只是因为当地的热带疾病瓦解了入侵者的力量。直到近代，印度仍是英国总督的坟场：在1796-1820年期间，总计有英国1444名军官到印度上任，却只有201名平安归国。甚至正是因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热带疾病最猖獗，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现象”：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瘴疠的存在，长期阻碍着中原的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虽然医疗技术的改进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但环境的变迁有时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疠区域的缩小是开矿、冶炼、开垦、运输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使汉人移民更好地适应了云南的生活，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医疗手段有何飞速改进。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

《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

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

黑死病随蒙古征服而传入欧洲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

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

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径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1664-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牛顿就是因这场瘟疫期间牛津大学关闭，回乡期间才发现了万有引力

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

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

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麦克尼尔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可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

同时，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自我维持人口规模，城市变得从未如此干净——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洁过度的城市环境又导致人们免疫能力下降，同时全球交流愈加频繁，以至于现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无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胁。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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