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需要怎样的灾难报道？

东航MU5735空难发生已经过去四天，巨大灾难带来的惊惧和伤痛仍在弥漫。

在救援现场，两个黑匣子中的一个已于3月23日被找到，另一个仍在紧急搜寻中。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在互联网上，空难引起了各种讨论，从发生的原因，延伸到灾难发生后，应该如何被报道。

媒体是不是在吃“人血馒头”？怎样的报道方式才符合新闻伦理？除了灾难本身，还有什么可以被讨论？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不妨看看今天的文章。

灾难的发生让人痛心，不辜负遇难者的方式，是让真相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讲述 | 梁文道

来源 | 看理想《八分》

01.

事件原因引发诸多猜测

这次事件让很多人意外的原因是什么？有几点。第一是，中国民航一直以来的安全飞行记录是很不错的，上一回发生惨重的空难，是12年前，河南航空从哈尔滨飞往伊春的那次伊春空难。

第二是，飞机的机型是波音的737-800，且机龄只有6.8年，在航空业里，这算是很年轻的一架飞机，不应该有太多问题。

当然，有人提出，这个型号的飞机自2006年来，发生过16起意外，好像也很恐怖，而且美国的相关部门做调查还发现，新出厂的批次，有一部分在机翼连接处是有裂痕的（基本为老旧飞机）。

但是，波音737是全球，也包括中国在内，最畅销的一款飞机，从数字来看，现在暂时好像也还很难确定，是此款机型的问题。

另外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是，航班坠毁的经过。尽管现在我们所知不多，但是按照目前官方媒体的发布，它在飞行期间所经区域的天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在失事前也没有发出“Mayday”讯号。“Mayday”是全球通用的，交通工具发生意外时，发出的紧急求救代号。

并且从一段当地矿场的监控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飞机几乎是接近垂直的角度坠落的，这种坠落的形式也比较罕见。后来根据报道，当时广州白云机场的管制员注意到飞机正在急速的下降当中，也呼叫过这个飞机，但是没有反应。

三分钟之内下降8800米，以直线的方式如此急坠，这是一种在空难里比较罕见的情况。因为空难最容易发生在起飞和降落时，巡航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况比较少见，而且如果真的是巡航中出现问题，往往是在半空解体之后，呈抛物线往前冲出去再坠落。

所以，这次事件就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不同的说法。

02.

媒体是在消费遇难者？

于是，这就说到了这几天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报道或者谈论这样的事情时，我们有没有一个伦理尺度呢？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曝光了一个视频号作者的微信群的截图，群内有人号召大家带上坠机的话题词，进行相关的创作。

截图源自网络

这个截图曝光出来之后，马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觉得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提醒别人，要写什么更容易获得扶持，更容易抢到眼球，是把这件事当成是增加粉丝和阅读量，甚至增加未来的收入的机会吗？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关于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从事媒体行业几十年的人，必须先坦白承认，从某个角度来看，传媒，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像截图中出现的视频号，或是公众号，其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嗜血”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阵子大家仍然很关心的乌克兰的战争问题。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很多无辜的平民遇害，但是我们仍然在报道这件事。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继续吸引读者？这时候能不能说我们在吃乌克兰人民和两边士兵的“人血馒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这个世界上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从来都是各个媒体点击率会更高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关心这个事件，哪怕这是一个重大的悲剧。大家需要各种各样的媒体给出的信息，这些媒体的关注量也会增加。

然而，我们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假设社会有一个集体的眼球的话，这就是今天集体眼球所在。那么作为媒体，有责任要回应此时此刻公众最关心的事件，有责任要对公众交代出自己经过调查、经过审慎的辩思所得到的一些信息，乃至于看法或者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确实是在吃“人血馒头”，这是我们很难摆脱的，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在消费这些灾难的受害者。

可是，既然它是消费，我们就要认识到，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我们如果只是把焦点放在如何吸引眼球，如何让更多人注意到我们的内容的话——“只是”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身为一个媒体人，对得起这些灾难的受害者的最好办法，不是有灾难发生时不关心、不报道，而是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客观详实地收集资料、调查核实，然后把它交给公众。这是对得起公众，也对得起遇难者的一个方法、一种态度。

但假如你没有这种心，只是想着怎样去吸引眼球的话，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内容，比如这几天我们看到的，有人在说这是不是波音公司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美国有什么阴谋？

如果你写的是这样毫无根据、瞎编的内容，那很明显你完全没有在关注那些遇难者，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质，哪怕只是发在微博上吸引别人点赞和转发，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伦理失误。

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能够吸引眼球？因为它击中了我们的一种集体情绪。这两年，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世界本身也改变了，使得中国越来越多人对于我们之外的别的国家，都带着一种怀疑，甚至敌意。

所以这些说法契合了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因而获得了一些支持，好在目前这些说法都没有再大肆传播了。

03.

报道中更复杂的伦理规范问题

但是灾难报道和讨论的道德问题恐怕比这更复杂。比如，事件发生的一天之内，《人物》出了一篇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现已从公众号删除），找到了航班上一些乘客的故事，采访了一些和乘客或机组人员有关的人。

这篇报道让很多人感动，因为它写出了航班上的人，他在做什么？他原来在期待什么？他爱的是什么？然后在这样短短三分钟的直降之下，这一切都被中断了。

本来飞机失事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透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离我们多么得近，甚至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我们。所以，读过的人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共情。

可是这篇报道也惹起了一些批评，被认为是一种消费。一些评论指出了几点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班航班上的乘客或者机组人员，假设他们已经遇难了，这些遇难者的名字是不是隐私？如果真要写他们的话，是不是应该用化名？

第二点是，在这个时刻去采访这些遇难者的朋友或同事，会不会给这些本来就遭受痛苦的人带来二次伤害？

这样的讨论有很多，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恐怕只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我们报道一个所谓的负面新闻（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姑且用一下）的时候，其中的涉事人员是否应该用化名，这个问题在传媒行业中，其实有很多的争论，但大致上还是有一些共识的。

比如，假若报道的事件牵涉到一个罪案，其中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可能就不能够在报道中使用他的全名，只用姓氏加某某来指代；又或者，报道的事件牵涉到精神病患者，出于保护病人的角度，也不能公开他的名字，以免他将来在社会上遇到更大的歧视；一些案件的被害者的名字，也要隐去，避免带来二次伤害。

但是，像这样的意外事故的遇难者的人名要如何处理，就不一定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反过来讲，这些人作为我们人类成员的一分子，作为我们的同胞，遇到不幸的事情后，我们可能反而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第一，它满足某种公众利益，因为或许我会发现我认识的一个人在上面，这跟我们利益相关；二来是因为，这些人无辜死去，我们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也是一个对他们不好的事情。

所以关于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可以讲，什么样的名字不能讲，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那么，采访跟遇难者相关的人，会不会给这些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呢？在新闻伦理里，我们对于这种事情也是有一些传统的规则或者是规范的。

假如记者在得知遇难者的信息后，在调查当局正式通知遇难者的家属之前，就联系他们，那是违反新闻伦理，不符合采访规范的，因为记者不具有告知家属的资格和权利。

但是，如果记者确定遇难者的家属已经从正式的渠道知道了这个消息，那就可以联系家属，进行访问邀约。如果家属拒绝，就不能再采访，也不能把他拒绝过程中说的话报道出来。

要注意的是，这种规定只限于遇难者的家人。遇害者的同事或者朋友，一般无法得到官方的通知，可能会出现被记者告知的情况。一般在传媒的伦理规范里，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你当然可以追问，这是为什么？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常年以来，不只是在西方，也是在我们国家之中形成的一套采访规范，是大学的相关专业都会教的。

这些规范中，有一些是历史上常年实践的经验的总结，也有一些则是追求媒体上的一种平衡，就是怎样尽最大的努力让公众知情，但是同时又保障最必要的相关的人的隐私，和照顾他们的感受。

我不认为《人物》的报道有太大的伦理问题，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一篇报道，大家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这样的报道，而是前文提到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揣测。

04.

讨论可以不局限在事件本身

在这种时候，假如有一些评论和分析，是绕着这件事的边界之外来展开的，唤醒大家对某些问题的注意，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我们可以去关心飞行员的工作压力的情况。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研究，有一个讲法叫“飞行员悖论”。

开飞机是一个技术密集的工作，要经过漫长的训练才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飞行员的责任也非常大，工作过程中犯一点错误可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相对而言，飞行员的权力很小，在整个飞行过程中，要受制于各种管制。恰恰是因为飞行员的责任太重大，所以管理上会非常严格。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这可能会造成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消极执行的态度。这种态度会跟他们需要面对的高责任、低权力的情况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在高压下工作，一旦犯一点小错，就会被严厉地处罚，但正常飞行，却不会得到太多奖励。这就是所谓的“飞行员悖论”。

围绕着人类的飞行，其实我们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关于交通安全问题，甚至是空难，都有很多专门的学者在研究。

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教授黛安·沃恩 (Diane Vaughan) ，她的成名作《“挑战者号”发射决策》（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就是研究空难的，研究的是1986年美国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在升空73秒之后解体这件事。

为什么一个社会学家会研究这个？这里有个背景，现在做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常常会针对人类的组织现象做很多研究。经济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或是别的什么组织，里面常会产生很多问题和错误，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

工厂也是一个组织，有一个做美国工业安全问题研究的先驱叫做赫伯特·威廉·海因里希（Herbert William Heinrich），他提出了一个讲法非常有名，叫“海恩法则”。通过系统调查，他发现，每次非常重大的工业事故的背后，都有29次轻微事故；每一个轻微事故的背后，都有300次失误。

这个法则我们抽象来看，是说一个重大问题的背后，其实早就有一连串的问题在了。之所以针对空难的调查对我们很有帮助，是因为空难作为一个重大事故，它能发生，其实已经说明背后有别的问题了，撇除掉机件的问题之外，也可能是组织的问题。

如果是组织的问题，那可能背后有一连串的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常常会被我们忽略，这是为什么？

上文提到的黛安·沃恩 (Diane Vaughan)，她的研究指出了一个现象，叫“偏差的正常化”。以1986年“挑战者号”的失事事件为例，她发现，当时它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密封连接火箭发射引擎末端，有一个橡皮O形环破损了。

其实在发射之前，当时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有工程师在担心，那个O形环能不能撑得住佛罗里达1月的寒冷天气，可是任务还是照常进行了。结果“挑战者号”爆炸，造成了7名宇航员丧生。

沃恩发现，在前几年9次的航天飞机发射里，其实有7次 O形环都出了问题。既然已经出现过，为什么大家仍然觉得航天飞机可以照常发射，而不理会这个问题？她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偏差的正常化”，O形环的问题就是一个偏差，但是这个偏差被大家忽略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大家接受了。

为什么这种违背常规的事情能够被接受？这就牵涉到一种对风险的看法。在一个组织里面，新人进入后，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但是组织中的待得比较久的人会跟他说，“你放心，没事的，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出过事情。”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某种违背常规的东西，当成是一种组织健康运作过程中，可以接受的一个偏差，因为它通常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甚至不会带来任何后果，久而久之，大家就接受了这种问题，等到要出大错为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我几年前在《八分》里也讲过一些空难相关的事，许多问题已经讨论过，这次就越谈越远了。在这个时刻，我只能在这里慰问所有这件事情相关的家属朋友，希望你平安，心生自在，节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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