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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杨振宁教授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后以《无题漫谈》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在这篇演讲中，杨振宁先生就中文的魅力、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百年转折、当代中国的历史评价、文理分科的视角、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以及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籍等话题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发人深思。中文是一种有诗意的语言
我实在并没有准备什么，我想这样子海阔天空地谈谈也好，我就从这个“无题漫谈”讲起。这是一个急救的，但是很雅的题目。事实上大家一定已经感觉到了，中文电影的名字比英文电影的名字有诗意。我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同学们常常去看一部名为“The Great Waltz”的电影，中文翻成“翠堤春晓”；另外一部电影“Waterloo Bridge”，中文翻成“魂断蓝桥”。多么美！仔细想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文的结构有它特别的地方，用中文容易制造出诗意的文章，诗意的成语，或者有诗意的字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专著讨论过，假如没有的话，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不是研究文字学的，但我觉得这与中国文字的起源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文字的开始非常可能跟占卜有关系，占卜的时候用一两个字来代表一个命运，这个命运可以是人世间的命运，可以是天然的命运，比如说国王要东征，天气怎么样，他要预先占卜一下。占卜有时是用龟甲，一个裂纹就是一个字，这就产生了《易经》。《易经》里头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代表了很多东西，从天文地理到人世间发生的事情都在里头。我想这是中国文化起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与后来形成单音汉字有密切的关系。变成单音汉字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审美的观点，就是精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说这诗太长了，它的诗意可以用更简短的方法加以表现，“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这种游戏在中国的传统里是非常普遍的，与中国文化的特质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诗根本就是很短的，跟英国诗比起来要短得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字的结构，与单音汉字，与今天中国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人口，而又是一个国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想研究人文的，念中国文学，念中国历史的，在这里头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应该接着讲下去
我小时候在清华大学8年，现在过了60多年以后又回到故园，我的人生不是好像走了一个大圈，而是真正走了一个大圈。我是去年（注：2003年）冬天搬回清华大学来的。1929年我7岁，因为父亲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们家搬到清华大学来，那时候我们住在西院11号。冯友兰先生全家是1928年搬到清华大学来的，我在清华大学的8年就常听父亲讲起很佩服冯友兰先生的，但我不记得在清华园和冯友兰先生有什么接触。后来抗战开始了，从1938年到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念本科，冯友兰先生是当时很有名的教授，我从来没选过哲学系的课，可是，我曾经偷偷到他的班上旁听过一两次，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之类的，我去只是想听听冯友兰先生到底怎么讲课。冯友兰先生口才是非常之好的，你们如果去看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因为他的古文修养很好，他的文章是半文半白，有精简的作用，又有条理清楚的作用。大家也许晓得冯友兰先生是口吃的，口吃的人通常不大容易有很好的口才，可是，你去听他的课就有一个印象，冯友兰先生善于利用口吃制造出非常有效果的讲话。他停顿的时候是有用处的，在停顿的时候把他刚才讲的话渗透到你的脑子里去，然后忽然得出一个结论来，这是非常有效的。我后来看过冯友兰先生的很多文章，他晚年写的《三松堂自序》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我是1945年到美国去的，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写了一个西南联大碑，这个碑现在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复制品。原碑存在昆明从前的西南联大校址，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在《三松堂自序》里，冯友兰先生把这个碑文收进去了，显然他很得意这篇碑文。这篇碑文写得非常之好，西南联大的精神，西南联大的意义，西南联大的影响，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冯友兰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底或90年代初，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前在那里念过书，给了他一个特别的荣誉学位，因为西方承认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大师。他是由女儿冯钟璞陪他去的，他们请我在纽约中国总领事馆里吃了一顿饭。90年代我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像我刚才讲的，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尤其喜欢里面的一个词，这是冯友兰先生发明的，叫“旧邦新命”。他有一个特点，会制造一个综合了很多想法的词，这在他的书里会屡屡出现的。“旧邦新命”的意思是说，中华民族从商周以来就是一个邦，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命运。我看了他的书以后常常有这样一个想法，冯友兰先生故去已经快10年了，10年间中国又起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如果冯友兰先生能延长他的寿命，“旧邦新命”这个名词也许他还要再加一句，因为这10年的发展使他可能把“旧邦新命”接着讲下去。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历史
我昨天看了电视连续剧《延安颂》。不知大家看了没有？演得很好，讲的是1935年到1945年延安的一些情况，我猜想百分之八十是事实。我想那个时候是毛泽东最成功的时代。那个时候假如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或者70年代底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写了一个文件，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一个评价，“功大于过”。我从远距离来看，觉得这个评价很正确，而且再过100年赞同的人会更多，因为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至于邓小平，大家更清楚，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今天的中国。所以，我想再过一世纪、两世纪，大家会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是20世纪的伟人，因为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最重要的史实，不管他们有过什么错误，这个史实是不能忘记的。如果到网络上去看，有很多人会骂我，因为很多人知道毛泽东犯了错误。我是安徽人，安徽在三年灾害的时候死的人极多，这是没人能否认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在那时被饿死了，或者在运动中被整死了，他不同意我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过历史是复杂的，中国的历史尤其非常复杂，我想非常不同意我的意见的人有一个倾向，要把很多事情绝对化，绝对化之后当然很容易找出毛泽东的毛病。如果咬住这点不放的话，当然一切别的就不能够谈了。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想之所以同学会问这个问题，一定是大家讨论时，有两极分化的意见。我认为，很显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1922年出生的时候，我父亲那一代（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今天20岁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不能完全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也不能了解那时大家心目中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你拿那个时候人的心态和现在的人相比，这个历史的转变是一个惊人的、几乎不可置信的转变。我曾经讲过，将来如果讨论20世纪人类历史上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哪些事情是对人类历史有最大影响的；我认为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不是苏联大革命和苏联的解体。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认为不是对人类历史有最大影响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人类学会了用科技增进生产力，在这100年是空前的，而且会继续发展下去；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两件事情之重要再过50年、100年之后会越来越清楚。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会同意我刚才讲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里，一定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没有他们整个的世界今天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很清楚，就是好得很。我现在搬到中国来，如果我认为中国坏得很的话，我是不会搬到中国来的。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转换，应该有一个有长久价值的史诗来描述
现在中国的出版界大大发展了。我还记得15年前出书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纸张缺乏。现在去海淀图书城，各种各样的书简直多得不得了，小说也是多得不得了。有意义的小说，没有意义的小说；有意义的文章，没有意义的文章，到处都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因为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一个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从一个贫困、被欺负到一种不能再悲惨的地位到了今天，这个转换是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大转换，应该有一个有长久价值的小说或者史诗来描述。我还没有看见这样的一本书出来。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我想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总需要很多条件，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得有机会。我的意思是，对于做文学的人现在是一个机会，可以说现在已经有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非常之大，非常之宽泛。在座的哪位同学在30年、50年之后能写出像《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像《日瓦格医生》（Doctor Zhivago）这种大手笔、大《眼界》（Scope）的小说，如果我看不见，在座的很多人可以看得见。我在中国住了20多年，在美国住了差不多60年，对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有亲身的感受。西方的价值观对我当然有很多影响，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也有一些认识和选择。西方有许多是先进的，是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而有一些东方的东西也是有永久价值的。大家晓得，大概十多年前，李光耀提出了亚洲的价值观，这一概念被美国的传媒批评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我想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西方的传媒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假如不自觉地就全面地吸收了西方传媒的影响，我认为是不幸的。有许多人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功，就仰慕，或者被同化了。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尤其到了30年、50年、100年以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将是21世纪的大事情，这值得在座的各位同学多思考。这个时代也是发表你们自己的观点、发展你们自己的事业的好机会，是创作大手笔的史诗或小说的机会。科学和人文的关系
我在初中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暑假里，我父亲跟清华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教授说，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你们系里的高才生。他就推荐了一位叫丁则良的，丁则良确实是当时的高才生，教了我一个暑假的《孟子》。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父亲的办公室在科学馆，就是大礼堂旁边的那个楼。因为楼比较高，所以，夏天那地方比较凉快，每天丁先生就和我在那儿讲一个钟头的《孟子》。一个夏天没教完，然后第二个夏天又教了一个夏天或者半个夏天。所以，我那时候可以把《孟子》从头背到尾。刚才有同学问这个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有，譬如，孟子说“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里头的背景当然使我更了解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怎么样的。我吸收中国文化的精神，我想比没念过《孟子》的要吸收得多。那么，刚才这位同学说你是念科学的，你怎么处理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怎么达到和谐。大家晓得30年以前，英国的斯诺（C. P. Snow）写过一本书叫做《两种文化》（Two Cultures），他就是讲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在欧洲，在美国，今天在中国，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政府资助研究对于科学、工业注意的比较多，对于人文注意的不那么多。所以，C. P. Snow就是在这个情形下写这样本书的。从个人观点讲我想一个念科学的，或者是念工科的，他要吃饭，同时还有七情六欲，所以，是不可能不和人文发生关系的。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然不一样。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我想也可以说我在二三十岁以前，对于人文的问题注意的比较少，那个时候我的上意识和下意识的考虑多半是在科学方面。渐渐的年纪大了以后，旁及别的，我想这也是多半念科学的人的经验。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我想时间的分配上有冲突，可是，实际上当然并没冲突，而讨论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譬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与物理学》，这个题目，我想还应该发挥下去，有机会我还要发挥下去。因为科学中是有美的，这个美的观念，跟文学里头美的观念、艺术里面美的观念，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仔细去研究，我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知道美学上东方、西方都已经有过很多的著作了，他们是不是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想这是很好的题目。有同学问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对我日常的物理研究有没有什么影响，还问我读过《孟子》，对我几十年的物理研究有没有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原因是，你看一个、两个人，有时候看不出来。但是，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你看很多日本人做研究有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和美国人、德国人做的很不一样呢？是有些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因为有人念过《孟子》，别人没念过《孟子》；有人念过歌德，别人没念过歌德，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的问题。假如在日本出了一个汤川秀树，他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学生就会跟他走，有意识无意识地学他，这就影响了其发展，这个发展里面文化的影响不见得很大，是几个大师的影响很大。这个很显然，在1950年前后华罗庚回来了，后来中国数学的开拓者基本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研究的东西、他喜欢研究的方法就在中国数学界留下了足印，这个影响比整个文化传统的影响要大。可是要问文化有没有影响呢，我想也有一点，比如，德国人就有一个倾向，喜欢问逻辑的问题。法国人也问，但比较不那么专注。所以，要问文化对科学研究有没有影响，我想是有，不过最重要的，是一个传统问题。现代各学科不会融化为一
有同学说知道我讲过一句话，近代数学书有两种，一种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一种看了第一句话就看不下去。确实我是讲过这句话，因为我有亲身的经验。数学的书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精简，越来越把赤裸裸的逻辑放在最外边，所以，虽然它那个逻辑系统是对的，可是，你看的时候不大知道它要向什么方向走，所以是非常难看的。我当时讲那句话的意思是要把这个感受描述出来。这个发展在物理里也有，20世纪初的物理文章比较长，现在越来越短，也越来越难懂。20世纪初，你如果对一个领域有两年没有去弄，再去看以后的文章，很快就可以补上去。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你两年没看，再去看，根本不懂它在讲什么，因为在两年之内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新的发展被他们用很浓缩的语言讲出来。如果你不把两年内的文献从头到尾地看一遍，你根本不了解它后来写的是什么。这是国际上的一个通病，这个很难会有逆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文献多得不得了，科学家在世界上的数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我想是10倍于100年前还不止。我想在这个情形之下，写长篇大论大家无法子看，所以，大家就越写越简单。刚才同学说有朋友跟他说，数学跟物理、哲学——尤其是现在有交叉学科的发展——将来是否会融化为一？不会的。相互影响是事实，数学和物理这些年来有很多交叉的地方，可是，每一个领域、交叉的地方只占（我觉得也许）——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的今天的数学是跟物理发生密切的关系，百分之五今天的物理是跟数学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个百分之五重复的地方，数学和物理交叉的地方，现在每年越来越大了。可是，不交叉的地方也越来越大了，这个百分之五的比例一时是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没法讲数学跟物理要并到一起去了。至于说哲学，这其实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20世纪初年，通过几个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一个德国数学家，叫David Hilbert，他想把数学逻辑化。你们都学过欧几里德的几何，是用逻辑来讨论几何的， Hilbert要把整个的数学逻辑化。受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罗素（BertrandRussell）也是一位哲学家，还得过文学的诺贝尔奖。罗素从逻辑学的眼光讲起来做的一些贡献不是最重要的。这个领域后来有了惊人的发展是在1930年左右，一个德国的研究生写了一篇文章，证明出来，说是Hilbert的想法，要把整个的数学建立在逻辑的系统里头是不可能的，这个叫做Gödel的Incomplete定理。这个我想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发展，以后影响了整个逻辑的发展。它对于数学发展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不能够把整个数学完全绝对的逻辑化，并不代表传统的数学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你要问今天的一个数学家，说Gödel的贡献是不是重要的，他一定说是的；要问对现在的数学是不是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呢，我想大家会把它搁置在一边，数学还是照从前那样子地发展。Gödel发展出来的这个方向叫做数理逻辑，这个数理逻辑后来跟计算机程序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领域现在世界最大的权威之一，一位叫姚期智的教授请来了，今年秋天就要住进清华大学来。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他前年得了Turing Prize。假如有人问20世纪数理逻辑最重要的，还有，基本的软件原理最重要的三个人是谁，就是Gödel、Turing、冯诺依曼，三个人现在都不在了，他们这个领域后来设立了一个Turing Prize，就是纪念Turing的，前几年姚期智就是得了这个Turing Prize，我想清华大学的搞计算机软件的人，对于把姚期智请来一定是非常高兴的。而姚期智做的东西呢，就跟刚才讲的Gödel的贡献可以说是延伸下去的。文科学生如何学习理科
我们晓得钱钟书，他的数学是不及格的。在中国的传统之下，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校，我猜想文科学生恐怕都要念物理或者化学。假如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念了物理，大概有一个倾向，觉得太难了一点。我很容易相信这种情形，因为我刚才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清华大学有这么多非常好的学生，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课程恐怕会太难。假如学校来问我，我会说我觉得文科学生不必要念那么多很复杂的东西。物理有一些精神，大概的精神了解了，我觉得就够了。钱钟书数学不及格与他后来的成就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念微积分的话，可以设法教得使文科的学生接受。微积分是很妙的东西，如果能够将妙的精神吸收进去，我想同学是会很欣赏的。我在20岁的时候
我20岁的时候是在西南联大刚刚念完四年级。那个时候整天笼罩在我头脑中的是物理和数学。物理学和数学当然有数不清的可以挖掘、可以了解的东西。那时候虽然很贫乏，西南联大当时却有够多的图书，所以，我当时乐在其中，没有问题。我所交的朋友基本上都是物理系的。我们整天讨论物理方面的东西，当然日常生活问题也是重要的一个成份。我有没有参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呢？我参与的很少。学校有壁报，那时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是非常厉害的，有很多壁报，是当时进步学生写出来的。后来我知道这些进步学生有许多是地下党员。可是也有一些三青团的壁报，三青团是国民党所搞的一个组织。这些壁报我当然也经常看到。我当时没有在任何壁报上写文章，因为它不是我当时整天想的问题。我有没有恋爱的故事呢？香港政府的RTHK（Radio and Television of Hong Kong）无线电视台拍一个杰出华人系列，每年出三四集，1998年派了一位叫唐敏明的女导演，他们一队人马到美国我家去了两三次，到清华大学也来了一两次，拍了一个小时的片子。这一个钟头的片子有一段，唐女士问，杨教授，在昆明的时候你有没有恋爱的故事？我说有，还给了她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西南联大和我同班的一位女孩子，姓张。那个时候我刚刚17岁。当时在西南联大大家都穿得很朴素，都穿蓝布大褂，可是，张景昭常常穿一个红的外套，非常引人注意。我注意到了。记得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她早上10点钟在某个教室上课，于是早上11点钟，我就在那个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的时候我好跟她谈谈。她是数学系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所以，她有时候到我家来。那时候我父母亲也都很喜欢她，在我们交往几个月后，我想了一下，张景昭对我影响很不好，我自己的情绪从前好像一片很平静的湖，而张景昭来了以后，现在起伏得很厉害。这对我自己不好。对我来讲，当时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念书，不要想这些交女朋友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渐渐淡下去了。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遇到杜致礼——我后来的太太以前的故事。前两天我看到一本书《大学往事》，它收集了二三十位作者回忆他们的四年大学生活，也选了我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我随便翻了翻，发现原来很有意思。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发现它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讲了20世纪几代人对于他们大学生活的回忆。从胡适、徐志摩，到季羡林，到我，到后来的好几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好像一个相片本，你看到了20世纪的中国经过了多少事情。像胡适到美国，他的那段回忆主要是讲他在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怎么样吸收了美式民主的精神。到我那代所讲的，是西南联大非常艰苦的生活。再到后来就有了比如说是抗战以后、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明斗暗斗在学校里面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就有三反、五反的一些描述，然后就有反右、四清、文革的时候。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在回忆里头讨论恋爱的事情。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很多同学专门讨论的就是恋爱的事情，这些我想都是代表各个时代不一样的。几本有意思的书
同学们要我举出对我影响最深的书，一本英文的，一本中文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世界上书太多了。不过我想可以换一个说法，推荐几本有意思的书。先讲数学。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父亲从图书馆借来一本《纯数学》（Pure Mathematics），这是20世纪初年一个英国的大数学家写的，我看了这本《纯数学》后大开眼界，什么缘故呢？因为所有世界上的数学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像教小孩子1、2、3、4、小数点、分数这样出来的，但是，对整个逻辑系统没有注意。这本书整个方法是从逻辑的系统开始的，这使得当时16岁的我忽然了解到数学的结构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Hardy这本书很有名，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数学的程度，可是，它吸取了近代数学的精神，对任何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同学我都推荐。也许今天在这儿这种人很少，可是，你们也许会对他另一本书发生兴趣。这本书叫《一个算学家的道歉》（A Mathematician’s Apology)。这是一个俏皮话，他的意思（他整本书就是说），他认为数学是纯粹的艺术，是没有用处的。他说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没做过任何有用处的事情。他非常会写，所以，他把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写成一本小书。这本小书我想从文学的立场讲起来是写得非常之好的，而且里头有很多的小故事。刚才我讲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非常会写。他的书讨论哲学的东西里头也有许多小故事。我另外推荐一本和科学有关系的书给大家，是Watson写的。你们知道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发现就是双螺旋。一个年轻的美国人Watson跟一个比他大10岁的英国人叫Crick的（两人现在都还在），在1953年写了一篇文章讲DNA的结构是双螺旋。这篇文章现在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文章，我想将来会跟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的。在20世纪60年代，也许是50年代，他们两人因此而得到了诺贝尔奖。然后又过了几年，Watson写了本小书，这本书就叫做《双螺旋》（Double Helix）。这个书我相信在国内一定有不只一种的翻译本。这本书非常好。为什么好呢？不是因为他把他们这个发明讲得很清楚，主要是讲了一点——他从来没有明白讲这句话，可是，你看了以后想一想就知道他是要讲这个事情——是说研究生物学不需要念过很多的书，只要你肯猛干，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猛闯，就会出成果。这就是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对于自己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分析。大家晓得他后来还做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工作。不过从1960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研究工作了。他搞了一个Coldsrping Harbor实验室，这是一个世界上有名的实验室。最近这10年，又由他倡导搞了DNA的genome的研究，是最近这些年非常重要的研究。他后来对于生物学的研究以及全世界对于研究DNA遗传因子的顺序是有大贡献的。这本书我特别推荐给你们，因为如果要晓得中西文化的对比，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怎样赤裸裸地把他们的文化特点讲出来。我相信在座的同学看了以后肯定一方面觉得这里头是有非常重要的，值得任何一个中国人深思的地方，可也有不可取的。比如书里对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描述，后来在美国就被人批评得很厉害。Watson之所以能够做出那么重要的贡献，是因为他们偷看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不是他们两个人的试验，而是一个女生物学家叫做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做出来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生物学家。她照了那张照片以后，还不够，还得再照，希望能够照得更准确。这就是她的个性，这种个性在学术界是很被尊崇的。结果他们两人用了一个可以说是不太正当的手段弄了一张照片来。他们急不可耐，研究研究就写了这篇文章。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双螺旋》的时候，却对富兰克林的为人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他说富兰克林不苟言笑，是一个“老处女”。在西方老处女这个名词的意义在中国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老处女的看法怎样我还不够认识，但在西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贬词，应该说还不止于贬词。那个时候丝袜子不是现在这种织法，后面有条线，他说富兰克林穿的袜子背后老是不直的。他的书里头尽是这样一类的话，所以后来被人批评得很厉害，人家说富兰克林袜子的线直不直和她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的书的写作风格。我要讲的是，美国像他一样的人很多，他怎么成功，有哪些要素，好的坏的在这本书里头都有。你们想要了解美国文化的特征，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我认识一些生物学家，有一位告诉我他本来是念物理的，看了Watson的书后就改去念生物了，后来做得很好。我看这书的时候已经是念物理的，所以并没有影响我后来的研究的工作。我小时候看《红楼梦》不懂，看了以后毫无兴趣，我想这个恐怕很多中学生都有这个想法，它讲的一些事情有什么意思呢？等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才懂得这是一部杰作，年纪越大对这些事情越有深的了解。但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也很难讲。我回来清华大学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书，比如刚才介绍的《大学往事》。又有一位女作家叫聂华苓，她是1925年出生的，她可能访问过清华大学。她最近写了个自传，叫《三生三世》，这书写得非常好。当然她年轻的时候有很难想像的经历，她所谓的三生，意思是她在武汉和重庆，然后在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这前后是她头二十几年，一生；然后她到台湾去，在台湾十几年，做一个杂志的编辑，二生；然后到美国去，三四十年，三生。她非常会写，我觉得这本书将来很可能变成电影，因为这是个很好的电影材料。我另外看的一本书也是最近刚出来的，是我一个很熟的朋友，一个非常成功的历史学家叫做何炳棣写的。何炳棣是1934年—1937年在清华大学念历史系的，后来他和我同船到美国去。我想他现在是美国最有名的华裔史学家，他写了本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这里头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对于后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人物和事件都有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像这一类的传记现在很多。我是在设法超越人间是有限的这个大限
举个例子讲中西文化的差别。我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人本文化，西方的文化是神本文化。神本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神；都叫做上帝，可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上帝。他要对他自己的上帝负责任，所以有原罪这个观念。这个原始的观念和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是建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的。二者发展出来各有好有坏，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好坏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发展出来的现象。这现象有很多，举个最清楚的，对于我搬回来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对待老年人的态度。这里有很大的分别。在西方或是在美国，要说对父母不照顾，我想是不对的。但西方对于老年人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对于老年人的态度，跟中国整个社会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中国这个传统也不一定全是优点。比如我屡次讲过，学校里有一个倾向，论资排辈很厉害，学校里对于年轻人和新的想法不够重视。我今年快82岁了，回国以后一切都很好，精神、身体都很好。前些日子，我弟弟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说你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是一个perfect（完美）的措施。学校非常照顾我，这跟在美国是不一样的。我60岁时，有一天碰见一位叫Wolfenstein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跟我曾经是同学。我跟他说：我刚有一个大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他以为我又有什么新的物理理论，他说：“你讲给我听听。”我说：“人生是有限的。”我80岁时讲“人生是有限的”，跟我60岁讲“人生是有限的”意义又不一样。你们也许不完全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等到你们80岁的时候就了解了。我从前常常看一些吴昌硕的画，齐白石的画，上面写“时年75”，或者“时年81”，当时我觉得这是中国画家的一个传统，现在我懂了，不只是这样，这里头有很复杂的含义。第一是很庆幸，我已经活到81岁了，我已经活到75岁了；第二是我现在还能画画，我还能写这句话，那就代表我前头还有很多年可以画画。总而言之，我要讲的就是老年人的心境和你们的心境有很大的不一样。一个老年人，对于人生有限这件事情，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随时都知道的。那么，我现在回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设法超越这个大限。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帮清华大学搞一个好的高等研究中心，能够训练出一批年轻人。我是在想超越人间是有限的这个大限。作者：杨振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Nobel Prize in Physics）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无题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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