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明星说“化妆不分性别”，女明星说“就是不想化妆”，为什么化妆让人又爱又恨？

无论是鹿晗因“化妆不分性别”而被部分网友反对，还是长期以来男性化妆所遭受的非议，大部分对男性化妆产生反感的，正是男性。而让这部分男性愤怒（或“恶心”）的，是这一行为太“娘炮”、“娘娘腔”，也就是过于“女性化”。在他们看来，化妆这一行为是专属于女性的，出于“阉割恐惧”，他们担心一旦化妆，便会让自己变得“像女性”，或者其他男性一旦化妆，便会让整个男性群体丧失“阳刚之气”。

但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女性化妆这件事的“正当性”。无论是“男才女貌”还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早在潜移默化中做好了性别分工：男性的追求是才华、是事业、是知己，而女性的责任与天赋正是保持美貌、装扮自己、取悦男性。

“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与自己的内在关系。”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体现在女性的实际行动上，便是“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如果说这句话还不够准确，是因为它用错了动词，男性不仅是“观察”女性，还审视着女性、品评着女性、拣选着女性、决定着女性。

《观看之道》，[英]约翰·伯格著，戴行钺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因此，凝视的历史由男人构建，化妆的历史由女人构建。

只是现在，这种曾经分工明确的情况有了变化。在一浪又一浪的女权主义思潮中，女性试图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而她们在劳工市场、职业领域中创造的价值与财富，也让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掌握了更高的话语权。于是，“小鲜肉”、“小奶狗”等带有明显女性凝视色彩的词语应运而生。而“甜野男孩”丁真的爆红，则证明了“女性凝视”拥有（部分）改变男性命运、令其“飞上枝头做凤凰”的魔力。

正如曾经的女性一样，一部分男性在注意到了这种日益浓厚的女性凝视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与自我的关系。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广告与影视行业。在早年的广告拍摄中，男性的视线会看向远方，而非像女性这样直视镜头，但如今，男性不仅会直视镜头，还会表露友好甚至挑逗的意味；而在影视剧中，出现了大量展现男主角健硕的肌肉、细腻的皮肤、精致的五官的慢镜头。

化妆，自然也不再是女性的“专利”。更多男性艺人选择口红、眼线、眉笔凸显自己的五官，飞扬的眼线、浓重的烟熏妆曾经给黄子韬带来争议和嘲笑，如今却成为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大量化妆品牌选择男性艺人代言口红、粉底，美妆品牌Mac甚至联合游戏《王者荣耀》推出了男团限定色口红。

图片来源：微博@MAC魅可截图。

对娱乐圈之外的普通男性而言，化妆也在成为一件更为普遍的日常。根据《2020年中国国货美妆趋势报告》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男士彩妆的销售额增长了67.9%；而在00后这批年轻人中，从2019年到2020年，男性购买粉底液的增速是女性的2倍，眼线的增速是女性的4倍。而巨量算数发布的《2020中国男士美妆市场洞察》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

对于反感男性化妆的男性而言，他们更深层的恐惧，可能是男性就此丧失了不必被他人凝视、不必取悦异性的特权。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可能很难意识到，这种特权本来就不是天经地义的。

除却对被凝视的恐惧，男性是否拥有化妆自由，更关乎男性要如何面对与适应正被松绑的传统男性性别气质。

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每个人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也好、面对的择偶市场也好，都是有限的。当传统的男性性别气质不再受到青睐，一部分男性的选择便是攻击这种“颜值即正义”的现象，甚至攻击高颜值者本人。例如丁真走红之后，有网友义愤填膺地写下这段文字：“我们仇视什么？愤怒什么？是因为丁真吗？不！我们仇视的是这个稀烂的、价值观扭曲的世界，我们愤怒，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羞辱。”

图片来源：微博@理塘丁真截图。

类似的大型骂战，此前也曾多次出现。2018年，数十万虎扑用户集体质疑吴亦凡的音乐实力，挑战吴亦凡和他的粉丝；2019年，蔡徐坤被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选为春节形象大使后，一场名为“虎扑直男大战蔡徐坤”的“战役”又拉开了序幕，无数嘲讽蔡徐坤“花拳绣腿”的恶搞视频在网上出现。

一名曾在虎扑参与发帖“狙击蔡徐坤”的男性，在近期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表示，事后自己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这是面对又高又帅又优秀的同性的自卑感在作祟，女性凝视的权力，让他产生了容貌焦虑，必须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发泄。

而另一部分男性，则选择化妆提升自己的形象，坦然接受女性的凝视。“如果有人因为帅能有优势，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一位化名宋承的男士，在今年2月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说道。他拥有观看美妆视频、给自己化妆的习惯，还会光顾美妆店请专业化妆师为自己设计眉形。

人们需要化妆，一方面出于一种“劣势情结”，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化妆变得更好才能建立起自信，“你必须提高和完善自己，不然便生存困难”；另一方面则基于一个经济学事实，无论在求职还是择偶中，都存在“美貌溢价”和“丑陋罚金”。国内外多项经济学研究都证实，无论男女，颜值越高的求职者，在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也会越高。

在传统“男才女貌”的印象中，男性只需有能力便能取得成功，但约瑟夫·卡茨商学院和匹兹堡大学研究室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美貌对于男性的起薪和工资增长都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而对女性的起薪并无太大影响，更多作用在工资增长方面。

在《财经》的报道中，宋承表示，在减肥成功、化妆护肤之后，他变得更为自信，也收到了外界更为正向的肯定，“绝对不仅仅是在异性交往里更有竞争力，我的产品经理对我态度都好多了。”于他而言，化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好的生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大多数鸟类中，雄性为了吸引雌性的目光、增加繁育后代的可能，都有着比雌性更绚丽的羽毛、更嘹亮的歌喉。但在人类社会中，过往刻板的性别结构，却放大了女性对自我容貌的修饰，而压抑了男性这一需求。让男性拥有化妆的权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允许他们释放自己的天性。

由此来看，不论男女，化妆并非只是为了取悦他人，某种程度上也能帮助化妆者更加悦纳自己、建立自信。随着化妆品和化妆技术的推陈出新，化妆除了使人“变得更加好看”之外，也承载了更多展现个性的功能。

最简单的例子是口红。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有个固定环节，每位“姐姐”在到达演播厅之后，都要选择一支口红涂上，在卡片上印下自己的唇印，作为某种“到此一游”的证明。不同色号的口红，代表着不同风格，也暗示着“姐姐”希望展现给观众的形象。例如陈妍希总是选择浅色、带有光泽的唇妆，以匹配她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以来的清新形象；而王鸥则最偏爱正红色，用烈焰红唇突出自己明艳大气的五官，吸引观众的视线；至于一开始便用张扬的言论标新立异的宁静，在口红的选择上也出人意料，棕色、紫色、金色、绿色，色不惊人死不休。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剧照。

尽管面对口红繁多的色号，“直男”也许大有五色令人目盲之感，但更多的口红选择，也确实为化妆者提供了更多可选的个性。

更极端的例子是堪称“换头术”的化妆，乃至整容。谁都知道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是个“黑人”，拥有非裔血统，他也始终强调“我为我的种族而自豪”，因为严重的皮肤疾病，他经历多次外科手术，拥有了典型白人男性的五官和肤色，随着他皮肤的愈发细腻，以及他在演出登台时选用的浓艳妆容，他的外形又拥有了两性同体的特征。

为什么迈克尔·杰克逊要大费周章改变自己的外形呢？在《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构建美丽》一书中，作者伯娜德·维根斯坦认为，问题不在于肤色本身，而在于杰克逊拒绝被任何类似于种族、性别等僵化的分类定义，他不想被贴上诸如黑人、男性的标签，因而亲手打造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具”，将他所追求的美、永驻的青春、长生不老、一种后性别或后种族身份展现在上。

《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建构美丽》，[奥地利]伯娜德·维根斯坦著，孙小平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

黑人漂白肤色的行为在美国轻易便能引发种族对立的争议，但社会学家迈克尔·埃里克·戴森在杰克逊死后撰文写道，“他不曾遭到黑人们的反对，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他不过是运用脸孔在行动。”

“运用脸孔在行动”，这也是如今人们希望通过化妆所达成的。在图像时代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脸正是一个自由移动的屏幕，而化妆使得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屏幕上投射的内容。

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少有百花齐放、个性独特的面容，而多是千人一面的所谓“网红脸”呢？

多数时候，我们以为化什么样的妆是自由的选择、自我的彰显，实际上却仍然处于消费主义的捆绑之中。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一，便是让人潜移默化追求单一的审美，而这唯一的“美”，只由它牢牢操纵。它告诉你，白瘦幼是美的，于是人们忽视了小麦色皮肤的性感，对白皙底妆一拥而上；它告诉你，浓眉大眼是美的，于是丹凤眼就被嘲笑丑陋，深色的眉笔、夸张的眼妆销售一空。

而消费主义的另一陷阱，是让消费者不仅盯着自己，同时也盯着他人。一个克服繁琐步骤化了全妆的人，走在街上很难不审视他人是否化妆。而在一个多数人都盛装出席的场合，少数不化妆的人就被认为不严肃、太邋遢。

面试时是否一定要化妆，化怎样的妆才得体？这是每个初入职场的求职者都不得不面对的困惑。随便一搜，就能找到大量“通勤妆”的教程，素颜上班被领导斥责，也是数见不鲜的段子。当化妆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交礼仪，人们又丧失了不化妆的权利。

这便是吴宣仪遇到的困境。作为公众人物，就要时刻保持带妆状态吗？脸上的妆，连泡澡时都不可松懈吗？

如果女性化妆是一种自由，那么男性也可以拥有；如果化妆是一种权利，那么不化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