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形象的例子是越南战争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这本书详细地复盘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将国家引向战争。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人都很出色,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国防专家,但就是这些所谓最出类拔萃的人将美国推到了时代的大败局中。他们所缺乏的是判断力,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 另一个我想在项飙教授发言的基础上谈谈的是,古典优绩主义和我们当代优绩主义之间的对比。当我们说到经济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治国手段;但当我们说到经济回报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钱是衡量一个人优绩的标准,是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的本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情况就由项飙教授来判断。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市场优绩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贡献以及应得的回报是由市场决定的。我在《精英的傲慢》中试图论证一个观点:在决定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时,我们应该把评价标准从市场体系中收回来。 这需要我们直接地去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共同的目标和意志,以及重拾传统的公民美德。否则,市场将替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把市场结果和人们应得的回报混淆起来。 项飙教授,这样的问题只存在于美国吗,还是你认为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 项飙:不,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迈克尔,我想在你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市场功利性,我想故意提个刁钻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赚了很多钱,显然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不是他应得的钱。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反感在市场上赚大钱的人,他们更讨厌在华尔街和硅谷工作的人,还有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我们现有的是一个纯粹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吗? 第二个问题,回到你刚才谈到的技术统治的空心化。你讲得很好,道德考量的消失,让国家的治理成为了精英之间技术性的游戏,人民几乎无法参与决策。我在想,实际情况是不是更糟?技术统治也许不仅是一个道德考量空心化的问题,而是说,技术官僚自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他们正在积极地建立新的道德准则。 对我来说,优绩主义是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为何会反感精英,却不反感特朗普和他的朋友们,那些银行家和投机者。他们以十分野蛮的方式,在市场上挣了很多钱,人们却觉得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