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苏丹》，获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2015年，《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著名学者展江时，提及1993年凯文·卡特拍摄苏丹饥荒时，饥饿的女孩身后有一只秃鹫，而他选择了拍照而不是救孩子。对此，展江说：
“你说的是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苏丹儿童的那张照片，但是公众关于这张照片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我专门对此做过研究。首先，照片中的孩子是男孩，不是女孩；其次，我们应该了解秃鹫的习性，秃鹫通常是不吃活人的，只吃腐尸，当然不排除有小概率去吃人，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小孩是被吃掉了还是活得好好的？
根据我后来对外国资料的跟踪，这个小孩没有被吃掉，他一直活到17岁，因其他疾病去世。而记者的自杀跟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没有留下正式的遗书，但留下了一个便条，说自己生活无着、穷困潦倒、精神不太好等等压根没提到照片，何以证明他是因为内疚而死呢？所以我觉得案例真相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大众还是媒体，都应该在充分了解事实后再发表评论。”
摄影记者凯文·卡特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学者展江在《南方传媒研究》（2013年第45期）发表过《再谈凯文·卡特与秃鹰觊觎的女童》一文：
一
美国新闻伦理学者罗恩·F.史密斯，这样分析摄影摄像记者的工作特性：
“新闻记者——尤其是报刊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在面对新闻事件时频频陷入困境。有时候他们早于紧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经常有需要帮助的人，新闻记者人性的一面鼓励他们挺身救人；然而，他们的专业责任是向公众提供对悲剧的了解。”
如果新闻记者以报道为优先而不去救人，公众便往往不能接受这种角色。而如果新闻记者去救人，相当一批公众就可能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去播报他们自己的努力，因为那会显得是在“作秀”。
这样，新闻记者往往左右为难，他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几乎不可能左右逢源。今天新媒体和公民记者经常加入公共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专业(职业)与否与是否遵从专业共识又构成了新的挑战，使这一领域的争议更趋于纷纭复杂。
摄影记者凯文·卡特
二
人们就此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南非白人自由新闻摄影师凯文·卡特的故事。1993年3月，32岁的卡特到苏丹南部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卡特来到一名骨瘦如柴的苏丹幼童身边。
这名1岁上下的女孩，在挣扎着走向一个食物供应点时停下来歇息，这时一只秃鹰飞将而至她的近处。卡特说，他等待了20分钟左右，期待秃鹰振翅飞离。但它没有飞走，卡特拍下了这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场面，然后将秃鹰撵走。
后来他告诉一名采访者，他在一棵树下坐了很久。他的父亲吉米·卡特在他死后说：他“抽烟和哭喊”，“凯文总是带上他工作时的恐怖”。但另一种说法是，该图片是历史上最能打动人心的十幅新闻照片之一，孩子死于体力衰竭，多只秃鹰耐心地等待她的死亡。
照片投给了《纽约时报》，并于3月26日首次刊登。随后出现在全世界许多报纸上。一夜之间有数百名读者询问《纽约时报》那孩子是否还活着，迫使该报专门刊登一则编者说明，称女童有足够气力走避秃鹰，但最终命运不得而知。
1994年4月2日，《纽约时报》给卡特打电话，告诉他获得了普利策特写摄影奖。7月27日，33岁的卡特留下7岁的女儿自杀了。警方在卡特停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皮卡中，发现了他写给友人和家人的几封信。调查显示，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他因内疚而轻生，是他作为摄影记者追求精彩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而他在遗言说出的原因更复杂：
“我郁闷……没有电话……租房子的钱……赡养孩子的钱……还债的钱！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记忆：杀人和尸体、愤怒和痛苦……饿得要死的或受伤的孩童、乱开枪的疯子、经常是警察、杀手、行刑者……如果我走运，我就会加入肯的行列。”
凯文·卡特的挚友肯·奥斯特布鲁克
这里说的“肯”，是指他的摄影密友肯·奥斯特布鲁克（Ken Oosterbroek），南非最大每日发行的大报、约翰内斯堡《明星报》首席摄影记者，1994年4月18日，在约翰内斯堡以东25公里的索科扎镇，报道维和士兵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一场冲突时，被错误射杀，年仅31岁。他的死早于卡特3个多月。
他拍下了一张传世之作，可是他由于被认为一味拍摄而没有施救，而受到猛烈批评，有人称他为“在场的另一只秃鹰”。内疚应该是卡特自杀的一个原因，但不一定是唯一的。事实上，我们从他的准遗书中可以略见一斑。
国内有论者指出，卡特自杀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受到批评，而是由于他目睹苏丹饥饿的人群，精神受到刺激，肯·奥斯特布鲁克采访中殉职，他工作时丢失一盒未冲洗的胶卷，各种综合因素造成其精神崩溃。
但是据国外资料，卡特出身于英国移民家庭，他同情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的遭遇，在服兵役其间因一名黑人侍者被殴打而受到刺激。他得了抑郁症，并试图自杀，此后当上摄影记者。朋友们说，卡特情绪狂暴，这既给他带来工作激情，也驱使他走向时而欣快、时而抑郁的极端。
三
2011年2月14日，西班牙《世界报》刊登一篇文章，讲述了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如果人们观察这幅高分辨率图片，可以看到幼童右手带着一只塑料圈，上面写有T3字样。那是联合国食品供应站发放的，T代表严重营养不良，3代表到来的顺序。这意味着孩子活过了饥荒，避过了秃鹰，这与人们的不详预料迥异。
《世界报》记者阿尔韦托·罗哈斯等人走访了阿约德村，探寻孩子的下落，他见到了孩子的家人。幼童不是女孩，而是男孩，名叫孔·尼翁(KongNyong)，这得到了他父亲的证实。他告诉记者，孔·尼翁从饥荒中康复并长大成人，但在记者来访的4年前死于热病。
在今天的“读图时代”，生产图像的摄影记者、电视记者和公民记者既能大显身手，也可能遇到棘手的局面，不同责任的冲突特别困绕着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可以暂时放下笔记本，然后继续工作，他们有时间汇集他们的思绪，决定哪些写进、哪些不写进他们的报道。
工作中的凯文·卡特
然而，摄影记者也许只有一个拍摄机会，他们必须迅即反应。如果他们错过了照片和画面，它就消失了。对于电视摄像记者来说，情况经常更加困难。报刊摄影记者可以遵循以下格言：先拍照片，然后让主编去定夺。电视摄像记者没有这种奢华待遇，他们的图像经常直播出去。
看来有太多的因素决定了记者和作品是否引起争议，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如果公众和同行认为，根据照片的时空定位，记者有能力对困境和危难中的人施以援手而不作为，通常争议和批评就接踵而来。在如此多样的案例中，很不容易拿出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常常有助于我们面对险情做出判断和抉择。因此，在特殊灾难的特殊时刻，如果没有他人而只有记者在新闻现场，直接救人或吁请救援应该压倒记者的采访本职。
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受指责的地方显然就在于，记者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施以援手的人，而为了报道新闻却舍弃帮助。尽管我们在进行逐案分析时会发现，每个事件的情境都有所不同，不宜混为一谈。此外，当时记者的申辩也值得倾听，以帮助我们比较真切地了解具体情境，而这种情景可能被最初的新闻报道简化了。
这个案例经常被国内论者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新闻记者在现场不能为了获取职业成果而放弃救助之责。但是其情境经常被简化和一定程度的误读。读者如果仅仅根据凯文·卡特那张照片显示的儿童与秃鹰的空间距离，那就可能夸大了儿童的危险。还有人说秃鹰通常并不贸然攻击活人。
我们根据晚近的新闻报道获悉，凯文·卡特并没有置那个孩子于不顾，他活了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杀原因的复杂性往往被人忽视。换言之，卡特自杀的真实原因，可能永远不能为我们所全面了解。当然，为了减少误读，摄影记者在作品发表时可以附加一些关于情景的说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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