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KPI主宰的世界？

文 | 李厚辰

B站审核员春节高强度加班猝死一事，以及其后对“企业审核”的诸多关注，再次掀开互联网带来社会变革的B面。还因为与“审核”这一工种相关，渲染了一层更加讳莫如深的色彩。

滴滴车司机，网商与外卖送餐员，人工智能训练师，客服，再到今日企业的普通员工等等，是这个多、快、好、省的互联网进步大景观下总被熟视无睹的暗面。我们已经熟练地使用“系统”和“异化”等词汇来描述技术仅仅握住每个人喉咙的这种状态。

在最近，“人应该”这样一个前缀被不断提起，也有文章提出关于“人”的事情应该是道德律令，因此我们很容易把“人无法被完整尊重为人”的问题看作一个道德问题或罪恶问题。

例如我们容易陷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这些问题在于企业追求最高利润的恶习，只要企业多投入人手增加招聘名额，或松开对每个员工无限压榨的手掌，问题就能解除了。问题被简化为一个“资本的道德”问题。

或是从审核的问题回身看待审核制度存在与言论自由的张力，抨击权力带来审核的需要。问题又被简化为一个“权力的道德”问题。

与其说这是“道德”问题，我更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

我当然无意为资本和权力其中任何一方开脱，只是想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只有往里探入更多，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了我们，了解到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进而发现人被尊重的条件。

01.

审核背后：

弱联系但强影响的技术事实

了解“审核员”，及其工作，及其背后的技术逻辑，我们还是从互联网构成的一个特点开始。在早期对传播的理论构建上，就有“强联系”和“弱联系”的区分，互联网是典型的弱联系，但这种弱联系又可以区分为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模式。

微信朋友圈的特征可以促使我们反过来重新感受熟视无睹的微博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朋友圈的内容和评论仅仅对双向关注的关系可见，就是说，你在一个朋友圈内容下的评论，只能被本人以及你们共同的好友看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发一条朋友圈，很有可能被我另一位朋友严厉地抨击，但如果在一个很松散的弱联系之下，极有可能这条抨击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看到。

这是弱联系的关系，但使用了强联系的私密性，因此除了将聊天记录和朋友圈截屏发到微博等环境，鲜有大争议从朋友圈爆出，这是产品设计的原因。这当然也就导致了朋友圈内容不会具有较强传播力。

但微博不同，既是单向关注关系，评论又对所有人可见，还可转发，这是弱联系，也完全是基于互联网的“全透明”信息模式。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微博上一个人若被网暴，也许评论区最高赞的那一条完全不知来处，就因为其言辞激烈或用语刻薄，被顶在一个最显著的位置。

谁都可以评价，且这个评价对所有人透明，这是互联网本身“开放”的特性，不管是一个论坛、一个微博帐号、一家餐厅的点评区、一个商品的评论留言都是如此。

正是这样的机制导致互联网拥有很高的透明度，我们可以据此快速了解一个人、一件事、一件商品，而且速度之快，信息之多，这构成我们在互联网的主要体验。

而这种极速的言论之风，不管是在短时间内捧高一个人一个企业，还是在短时间内让一个人一个企业快速“凉掉”，我们都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弱联系不等于弱影响，实际上这种弱联系能产生可以直接左右人命运的极强影响。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

弱联系但强影响，进而可以说，弱联系但高风险，因为对更多企业而言，担心的不是不能从中获利，而是希望避免遭殃。而这个技术事实，既会影响这份高强度，又严密残酷的用工伦理，也会影响这份工作与其他人言论审核的自由伦理。

02.

如此“理性”的不尊重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你在睡前浏览淘宝，就一件商品咨询商家，你自觉肯定得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够收到回复，没想到商家却秒回了。

为何商家如此卖命地工作，个中原因我们今天用“卷”来形容。

只要有一家店几乎全天无休地提供商品咨询，其他商家就会认为在他们不能解答消费者疑惑的时候，消费者就会转向那些彻夜回复的商家。24小时的客服就变得普遍。

互联网不仅高速连通，影响巨大，而且从不歇业。有人在夜半时分询问商品信息，也就有人在夜半时分在微博或任何评论区或褒或贬。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用工伦理”的残酷和“自由伦理”的困境。

今日的工作压抑，一般伴随对休息生活的入侵，严密的流程和控制，以及对人的猜忌。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们不认为自己被尊重。

但设想你是一家自媒体的运营者，或你是一个明星工作室、一个大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只需数小时就可能因为评论区彻底崩溃的时代，你会怎么做呢？你如何避免自己一觉醒来，已经身处热搜？你会不会也安排人三班倒保证24小时监控来控制风险？

用工伦理的困境就在此处，审核与监控作为与重大风险相关的工作，势必比盈利性的职能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比起少收益，人们都更担忧伤害和损失。

在今日的互联网环境下，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众人对于“凉”的兴趣与关切，甚至是一种“期待”，让这种风险控制变得非常“理性”。

在这里，我们转向自由伦理，现在我们离堕落成为魔鬼还有一步之遥。也许到这里，我们还可以认为，这种规避风险的“理性”可以理解，但这不能干涉甚至控制人说话的权利，如果人被禁止表达反对意见将是可怕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反对”。

但是，大家都有上网的经验，见惯了网络上的各种批判，这些所有批判里，基于谣言的多吗？基于误解、偏见的多吗？甚至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任何见解，你看到的就是一句刻薄的话，其下是这句言语的复制、点赞和整齐的队形。

假设你是自媒体的运营者，或是明星工作室、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你现在已经用三班倒的24小时监控发现了这些问题，而这样的批评和网暴正在聚集，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有三个按钮，“回复”、“删除”、“拉黑”，你会按下哪个？如果你现在的答案是“删除”和“拉黑”，我们已经与这个巨大的体制殊途而同归。

我能理解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辩护，即作为一个运营者，我们开展审核的是真正的“谣言”和“谩骂”，而我们批判的对象则不是。那么我想提示的是，在实际的网络争论中，这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地呈现为“疯狂的谩骂谣言”和“真实有理的批判”，绝大多数时候网络言论都落在中间晦暗难辨的位置上。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基于网络批判，有道理的决不能“删除”和“拉黑”，必须好好地“回复”沟通；而对于那些没道理的，“删除”和“拉黑”则完全没问题。

这个立场的唯一结果几乎就是，凡是我自己发出的批判，那当然就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收到的批判，当然就是“没道理的”。这个立场最终会把我们拖入谁对谁错，谁有道理的泥沼，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被困于身份和立场。

我们可以视这一点为一种“基础状态”，这是我想通过前半部分树立的，即“三班倒高强度审核”以及严密监控的“用工伦理”不是“资本之恶”，而来自不修不眠的互联网以及其高度透明和极速传播带来的风险控制的理性必然；而“删除”和“拉黑（禁言）”不是“权力的粗暴”，自由伦理的困境是绝大多数人处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去做的事情。

03.

问题没有“道德解”

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和“道德律令”的效用非常有限。

原因很简单，假设在你的家庭群中，或在微博上留言的是你在日常相熟的好友，即便对方出言不逊，你也很难直接删除或踢出群了事，这里拽住人的不是“道德”，而是“日常牵绊”。也就是说，如果在网上的操作，可能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巨大麻烦，一般人不倾向于这样做。

但如果是删除评论区里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遥远之人，则唯一的风险就是对方胡搅蛮缠，加上“拉黑”的功能，则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于一个大企业也是如此，我们极难想象在一个终身雇佣的中小型企业进行高压的管制方法，但在一个巨大的跨国体制中，面对一个不断高速流动的员工结构和环境，处分、开除、更换的衍生成本小到几乎在公司基层管理处就消化殆尽，自然没有任何别的约束。

这里的意思是，道德作为一种视角，管不了“君子慎独”。直接掠夺和贪恋他人钱财是巨大的不道德，但如果有个按钮，只要点击一下，就会随机从全世界不知道谁的账户上，打给自己一千块钱，谁能控制住不去点击呢？如果这个按钮被发明，我们就很难再从“道德”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了。

面对高风险又弱联系的互联网，我们几乎没有讨论道德的空间。在这样一个技术的位置上，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平稳的增长，背后可以多残酷。就像“技术性”激发出关于互联网的“多、快、好、省”，实现的不总是技术，而是一群群活生生的人。

更可怕的是，技术虽然无法解决“任务”，但技术可以为人的枷锁提供更紧迫的控制手段，不管是加诸于网约车和外卖送餐员身上的“系统”，还是审核员身上的考核与监控体系。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KPI体系的世界。虽然作为一个打工者，KPI似乎总与你的利益和尊重相关，但为何该方法被如此广泛地应用到各行各业？不是因为“肉食者鄙”，不是立场决定了剥削。在韦伯的视野中，这就是一种“现代理性”，这种对效率的歌颂与追逐，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歌颂和追逐完全一致。

至此我们明白，我们也许无法改变这种工作被技术裹挟的KPI系统，及其高强度和严密监控的特点。但这种技术思路和分析可以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得以从一种技术的“宰制”上看到今日困境的来源，而不必把问题完全归因于“道德”。

04.

为问题留出可妥协的空间

所以问题不出于“道德”，而在于缺乏令道德和尊重生效的条件。地位和力量的极不对等与风险，可能可以瓦解正常人的一切道德。

我们当然是有同情心的人，对弱于我们的人可以不功利地给予尊重，但如果对方的行为可能给你带来很高的风险呢？这马上就成为了另一个问题，可技术和互联网恰恰就搭建了这样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极不对等”+“高风险”的环境中，谈不上道德问题，也谈不上“尊重”问题。看上去互联网“高风险”的特征很难改变，但“不对等”在一些地方也许可以尝试，我们需要形成制约。

用工者可以联合以制约企业，甚至改变一个“灵活雇工”与跨国上市公司不对等的环境。这在欧洲已经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英国和荷兰，Uber司机赢得了与企业的诉讼，一定数量的司机被当作雇工看待，而非所谓的“零工经济”。但这并不是政府的政策施舍，因此只有参与集体争取的司机被看作雇工，而非所有司机。

我们将与很多问题长存，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方法，在这个漫长的与问题共存的时间里，道德激情和大是大非，或是任何诉求一场盛大网络风暴带来结构性解决之途，可能都无法实现其目的，还会因为分歧加剧而失去问题转寰，依靠彼此妥协来求得局部优化的空间。

问题是长期的，为问题留出可妥协、商议的空间，是个极其重要的事，这也许会是我们面对大多数技术衍生问题的状态。在这里我们需要的反而不是愤怒，是耐心。

我们转向自由伦理的问题，也可以从技术上搭建制约机制。在这个具有明显互相伤害文化的互联网上，因为极高的风险，拒绝沟通渐成常态。因为不想被骂，或更朴素的考量，关闭评论区也不是一个罕见的操作。

这本身是个粗暴的方式，大量可能的讨论和辩驳被掩埋在其中，但如果我们对互联网彻底绝望，认为讨论不可能，那也许这些产品根本就不应该发明“评论区”这个功能。一个没有“评论区”，全是单向表达的互联网，你能接受吗？

但不论你是否接受，这都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趋势，不管在微博还是豆瓣，越来越多人选择不评论，而把谩骂讽刺的话直接写成转发，毕竟在这些产品设计中，“转发”与“评论”在某种显示上是高度类似的，还直接避免了“回复”和“删除”。这当然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撕裂。

我们都是被抽中进入这困难年代之人，很可惜在这个复杂的时候，问题没有了简单视角、单一解释，学会不把一切都看作“道德”，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开始。

*本文原名《人被尊重的条件》，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文章图片来自《我，到点下班》《白雪公主杀人事件》《我是布莱克》《搜索》《幸福的拉扎罗》，编辑：紫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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