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加愤怒了吗？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易怒的时代。

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从 2005 年开始追踪全球情绪状况，根据最新调查结果，2020 年的消极情绪指数为过去 15 年最高。[1]消极情绪往往包括悲伤、愤怒和忧虑等。尽管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整体消极情绪，但疫情发生之前，全球的消极情绪指数已经持上升趋势：2006 年该指数为 26，2017 年开始攀升至 30，2020 年为 32。就愤怒这一情绪而言，2016 年开始，感到愤怒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与情绪的愤怒化趋势并进，这十几年来，全球逐渐步入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爆炸使得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空前复杂。社交媒体不是虚拟的，也不仅仅是现实的投射，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据 2022 年 1 月的统计数据，全球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超过 2 小时，[2]这一数字预计还会持续增长。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当我们习惯于在社交媒体上交流并接收信息，我们有必要审视社交媒体的影响，尤其是对情绪的影响。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庞杂，不乏刺激用户神经的信息，加之这些信息往往是短的、去语境的，很容易造成误解。作为结果，打开一个社交媒体，不难找到制造社会对立乃至鼓吹仇恨的信息，挑拨用户情绪的行为也并不少见。

网络喷子，是社交媒体上激发愤怒情绪的重要推手。国内外社交媒体，都常常可见网络喷子以及类似的“键盘侠”“杠精”，这些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流，而是“反交流”：他们常常没有来由地制造争端，用语言挑衅甚至攻击他人。

具有匿名性的社交媒体，成为他们理想的泄愤工具。有研究发现[3]，网络喷子的核心情感是恐惧和愤怒，二者都是带有敌意的情绪，从而驱使他们强烈的表达欲望。

情绪具有传染性，愤怒也不例外，愤怒能在社交媒体上激发更多的愤怒。一项基于数百万条微博推文的研究发现，[4]愤怒比快乐更容易沿着弱关系（weak ties）传播，而许多社交媒体都以弱关系为主，这意味着愤怒更容易扩散至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但在这些解释之外，也有必要认识到社交媒体信息的生产机制。用户和社交媒体的取向可能并不一致。用户更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情感慰藉、增长知识、累积人脉，但社交媒体（包括平台和各类账号）的目标可能是让用户点赞、评论、转发，尽可能在平台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从而获取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并进而获得广告主的青睐。而激发愤怒情绪，可能是一种有效且低成本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人本身就难以抵御愤怒的诱惑，用户也不会聚精会神地审视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条信息，甚至某些用户本身就抱有寻求神经刺激的心态，使得激发愤怒情绪的信息，更容易被点击被转发。当这些信息积累了足够的热度，又会因为算法推荐而提升曝光度。

2021 年 9 月，脸书的前员工弗朗西斯·霍根（Frances Haugen）公开了脸书的数千份内部文件，称脸书把商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并没有如其所对外宣称的那样去处理仇恨、暴力和虚假信息，加剧了社会撕裂，这使得脸书陷入了剑桥分析丑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5]

根据霍根披露的内部文件，脸书在 2018 年更新了算法，以促进“有意义的社会互动”（meaningful social interactions）。新的算法在推送信息时，将优先考虑用户之间的互动，如评论和点赞，但过激言论和耸人听闻的信息最能引来用户互动，因此这一算法实际上激励了与愤怒、社会分裂、暴力相关的内容，煽动了偏激言论并助推了愤怒情绪的扩散。

霍根认为，脸书很清楚平台的各种危害，也具备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但一直没有行动起来，因为这将与公司的利润增长相冲突。不过脸书否认了这些指控，回应称，认为脸书鼓励垃圾信息传播并且毫无作为是不符事实的。

愤怒是一种情感，表达愤怒是一种行为。现实中，即便人们难以抑制自身的愤怒情绪，但却能够较好地约束表达愤怒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约束机制却弱化了。

匿名性常被用来解释互联网上的情感宣泄行为，当用户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便可以口无遮拦，因为没有人可以追责。在线下交流中，人们的关系是多重的，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互动，个体需要预估表达愤怒所带来的后果，因此需要克制自己释放情绪的冲动。

相比之下，在社交媒体上，绝大多数人没有在线下见面交流的机会，仅仅偶然相遇在云端，即便出言不逊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因此更加敢于表达自身的愤怒。换言之，表达愤怒的惩罚机制失效了。

此外，匿名意味着身份模糊，用户难以判断其他用户的真实身份，而身份与愤怒的流动息息相关。从社会学视阈切入，情绪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达愤怒是一种彰显权力的方式，社会对于愤怒的表达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界定了哪些身份有权力表达愤怒，而哪些身份的愤怒是粗鲁的、冒犯的——

父母可以对孩子表达愤怒，老师可以对学生表达愤怒，领导可以对下级表达愤怒，但当这些表达愤怒的关系逆转，我们就会觉得“不太恰当”。因为总得来说，积极的情绪常常由下层流向上层，而负面的情绪由上层流向下层。

愤怒是一种负面情绪，地位高的身份有着更多表达愤怒的权力，地位低的身份虽然也会感到愤怒，却不敢释放这一情绪。而因匿名导致的身份模糊，混淆了权力界限，使愤怒表达更加自由。

愤怒常常引发暴力，网络暴力也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相比于愤怒，暴力和权力的联系甚至更加紧密。耶鲁大学社会学暨政治学教授罗杰•古尔德在其著作《意愿的冲撞》中指出，暴力行为与人际关系的结构类型有关，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社会地位相似者之间。

当一个人向同级的人表达愤怒时，对方并不会受到社会规则的约束，有足够的胆量回应对方的愤怒，当双方都不愿妥协，就有可能滋生暴力。对社会等级的不同理解也容易引发暴力冲突，例如在传统社会等级秩序遭受破坏或挑战之时，人际冲突和群体间暴力将变得更为频繁和激烈。因此，清晰的社会身份能够控制愤怒的流动，当身份和社会地位被明确规定时，人们会更加克制自身的行为。

但是，社交媒体模糊了人们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常常难以判断对方的真实身份，控制愤怒表达的社会机制失效了，用户更敢于释放愤怒的情绪。一旦出现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就容易出现冲突，甚至发生话语暴力，任何一句稍有争议的话语都可能成为一场暴力的导火索。

这也是为什么，在匿名性较强的社交媒体上，冲突比熟人社交占主导的平台更多。匿名性赋予我们更多的表达自由，然而让每个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代价或许就是冲突——毕竟你我的自由，可能不是同一种自由。

除了情感宣泄型的愤怒，社交媒体上还有一种常见的愤怒——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道德义愤大致指人们为他人的非道德行为感到愤怒，道德义愤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会驱使人们羞辱和惩罚违背道德的人。但当他人的不义行为没有损害我们的自身利益时，为什么我们要感到愤怒？

这有很多种解释，其一是道德义愤能够发挥震慑作用，警示他人违背道德会遭受惩罚，从而减少社群内的不义行为。另一种解释是，道德义愤能够让人与不义者割席，彰显自己的道德水平，证明自己是可信的。道德义愤可以是善的，它通过追究道德责任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但也有恶的一面，对他人的羞辱和惩罚可能引发暴力行为而加剧群体冲突。

人类的心智是一个由大脑驱动的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换言之，我们的情感表达受到进化的限制，道德义愤也是一种伴随人类进化而形成的机制。

人类的大部分进化是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完成的，大约 5000 年前，人类才从原始的无政府状态向农耕文明过渡。在社交媒体出现前，人类的交流对象较为有限，19 世纪虽然开始出现大众传播媒介，但那是单向传播，也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利用。在数百人以内的社群中，我们会表达道德义愤，但也会克制道德义愤，面对面交流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与行为，能够感知对方的痛苦，动辄上纲上线只会激发更多的冲突，因此有限度的道德义愤促进了社群的团结。

但当社交媒体出现，人类首次能够同上亿的同类产生联结，被暴露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信息环境当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不会接触太多的不道德行为，但在社交媒体上，促发道德义愤的刺激（stimulus）数不胜数，而人们为道德义愤付出的成本却大大降低，约束变少。网络中介化的交流意味着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更难感知共情对方的痛苦，因而能够更加轻易地去羞辱谩骂他人，在网络上表达义愤的阈值比在线下更低，道德义愤比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造成更多的恶。[6]

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世界领先的复杂系统科学研究中心，该所的研究者将技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技术（physical technology）”，也就是各种科学技术，物质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科学原理的发现；另一类技术是“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包括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等。

社会技术是组织群体追求共同目标的工具，其发展依赖于对人性的洞察，比如市场制度就利用了人性中的自利倾向，道德义愤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技术。

社交媒体赋予我们连接世界的能力，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与许多永远不会相见的人互动，但人类还难以适应这种交流模式。上万年来，人类交流和自我组织的机制是为了小规模互动而形成发展的，人类并不适应与大规模的陌生群体交流。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同步发展才能保持平衡，但近年来，互联网等物质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技术，人类的道德规范与法律等社会技术面临挑战。

但这并不是在鼓吹道德恐慌（moral panic）。所谓道德恐慌，指的是人们在理解一种新的社会趋势时，因为仅仅聚焦于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而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常常指向媒介技术，从印刷术到电报，从电视到计算机，新技术的出现总会引发新的恐惧。

信息能够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感和心理、我们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的身份、我们如何互动以及我们如何组织社会。社交媒体确实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环境，让某些控制愤怒的机制失效，但社交媒体是否加剧了人类的愤怒，依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种社会机制错综复杂，难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答案。

面对愤怒，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共识，愤怒是需要表达的。愤怒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抑制愤怒，也就没有办法遏制表达愤怒的欲望，只能减少激发愤怒的社会因素。愤怒也不必然是负面的，但当愤怒不能够转换为建设性的力量，就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

吕丁 袁源：《跨越社会桥：弱关系比好朋友还要稳定持久？》

二因斯坦：《社交媒体追求的“真实性”，可能是个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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