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海局势想到90年前的上海工业

这两天佩洛西的事情搞的台海局势紧张，我其实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佩洛西执意挑衅要访台，我国被迫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我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影响会有多大？以下是今天的一些想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始人之一的薛福基写给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的信，提出要准备制造汽车轮胎，写这封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政府支持

“鉴于太平洋风云之不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太平洋一旦发生危险，势必继绝（轮胎）供应。届时设无国货之代，则我国公私所有之5万余辆汽车顿成废物——影响国防交通甚巨。本公司有鉴于此，不得不抱牺牲宗旨，积极以谋设备之完善，以虑万一，为国家效力，为民族争光。”

这家公司到今天发展成为双钱集团，2020年仍然制造了超过1000万条轮胎，在介绍双钱的历史里面是这么说的，“双钱人开始了自行摸索生产加工汽车轮胎的技术。在辗转海外一度差点被查封情况下，双钱人最终在1934年10月在生产自行车轮胎的基础上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条汽车轮胎。”

这几句话显然没有说为啥会“辗转海外一度差点被查封”，以及我国第一条国产汽车轮胎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并不掌握汽车轮胎制造技术，此时正在制造胶鞋的大中华橡胶厂，该厂是1926年在上海成立的，其制造胶鞋的机器和技术也是从日本引进的，当时聘请了日本工程师加藤芳藏为技术顾问，同时通过加藤的关系派出几名技术人员到日本学习了全流程制造技术，开始了胶鞋的机器生产。

但随着胶鞋技术的掌握，产量迅速提高，作为创始人之一的薛福基敏锐的看到了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在逐渐增加，而市场上全部是昂贵的进口轮胎，认为大中华橡胶厂必须开始汽车轮胎制造，并认为轮胎才是“橡胶制品中唯一永久性之事业”。在他的努力下，获得董事长余芝卿和多数董事的支持，着手进行橡胶轮胎的开发研制。

制造汽车轮胎，大中华橡胶厂也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但汽车轮胎但是属于战略物资，日本政府严令禁止对华输出技术，薛福基到日本洽谈多家公司并无收获，最终还是找到当时支持了橡胶生产技术的老朋友加藤芳藏，转托日本中田铁工厂机械工程师柴田设计图纸，并由加藤出面委托中田厂制造全套生产轮胎的机器设备。

为了学习技术，设备制成后暂不运回中国，而是安装在加藤弟弟的共立护膜厂内，派出会讲日语的黄亚民等三名技术人员，装作日本工人到共立厂跟班学习，掌握轮胎生产技术。

此事很快被日本记者获悉，并在报刊加以披露，指责共立厂向中国输出轮胎制造技术。消息传到上海，薛福基立即赶赴日本，在加藤和柴田的支持下，迅速调度人力和运输船只，抢在日本政府下达限令前，日夜兼程将机器设备拆运回国。同时聘请加藤手下6位技术人员来上海进行技术指导。

1934年10月，第一只“双钱”牌轮胎制造成功，填补了国产轮胎的空白。很快，大中华橡胶厂便形成人力车、自行车、汽车轮胎的批量生产能力，

不仅如此，该厂还具备了飞机轮胎制造能力，并为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制造飞机轮胎。

该厂也具备防毒面具的制造能力，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使用的防毒面具就是该厂制造，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因此送来感谢信,并附本人照片,作为纪念。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该厂已经能年产胶鞋超过1000万双，三万多条汽车轮胎，以及九百多条飞机轮胎。

（一）各种胶鞋产量，1928年开工头两个月为56348双，1929年为1090522 双，1937 年为 10970135 双。

（二）力车胎，从1934年的9544副，增加到1937年的2712268副（每副2只）。

（三）汽车胎，1935年为6937条，1936年为32256条，1937年32277条。

（四）飞机胎，1936年为519条，1937年为929条。

当时中国轮胎市场最大的是英国公司邓禄普（DUNLOP），该公司在2022年的今天仍然是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马牌、倍耐力并列的世界轮胎品牌第一梯队。

大中华橡胶厂在1934年开始制造轮胎后，同时进入了人力车轮胎和汽车轮胎市场，立即使得邓禄普公司不得不降低轮胎价格，

1935年,邓禄普把大中华橡胶厂告上了法庭, 以“双钱”牌轮胎的金锭花纹与“老人头”牌轮胎的梅花花纹相似为借口，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诉讼，但实际上大中华橡胶厂的技术学习自日本，轮胎花纹为行驶设计，虽有相似实际上并不具备商标功能，这场官司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诉讼案，一直拖到了抗战爆发以后。

随着1937年上海沦陷，该厂在往西部搬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另外搬迁了一部分设备在租界继续生产，最终也被日本吞并。

薛福基1937年在上海死于空袭，而董事长余芝卿在上海沦陷后曾被日本人邀请做伪上海工商部长，被不愿做汉奸的余芝卿拒绝，之后在1941年病逝。

建国后该厂才重获新生，抗美援朝战场需要的部分汽车轮胎也是该厂制造，到2020年双钱轮胎年产量仍在1000万条以上。

纵观中国民族汽车轮胎工业历史，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始人余芝卿本来长期在日本做中日贸易，在大阪成立了鸿茂祥进出口商行，把日本货卖到中国，把中国货卖到日本，而后来力主做汽车轮胎的薛福基最开始是余芝卿手下的经理，也长期往返于中国和日本。

1925年上海和青岛的日资工厂工人罢工被镇压，爆发了五卅运动，全国抵制日货情绪高涨，导致商号从事日货进口的经营受到很大影响，余芝卿等人都感到生意难以为继，

再加上敏锐的发现日本制造的胶鞋在中国销量不错，于是余芝卿决定1926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橡胶厂，开始生产制造胶鞋，从单纯的贸易开始走向了制造。

1929年的济南惨案，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后，全国反日情绪达到顶峰，抵制日货运动蔓延全国，大中华橡胶厂趁机在胶鞋的包装上打上“完全国货”的字样，销量猛涨，到1937年成为全国民族橡胶工业的绝对老大。

针对这一段历史，我想说两点感想：

第一我感觉这种历史的走向是不是和今天的芯片产业多少有些类似？

在国际形势变化下，必须要快速的走向产业和技术自立。

当初中日关系相对平静时，余芝卿的中日贸易生意利润丰厚，靠着在日本建立的关系人脉和供应商，从事日本商品进口就能赚取大量的利润，

而随着中日关系恶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9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其中1925年的五卅惨案爆发后，全国抵制日货运动声势巨大，导致鸿茂祥进出口行营业衰微，业务大幅下滑，迫使其开始从商业开始转型搞国货制造。

国际大形势的变化，迫使像余芝卿这样的商人从舒适区走向了二次创业，尽管这个转型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但是这个转型却又顺应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当大中华橡胶厂的胶鞋国货制造出来之后，遇上了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在抵制日货的大背景下得到了爆发式的发展，又开始进军轮胎市场。

这跟现在的芯片产业多少有些类似，过去的几年国内有大量的企业第一次开始搞芯片，国内芯片产业高速发展，虽然和所有的产业一样，在发展火爆期会出现一些盲目，还有一些鱼龙混杂的项目，但整体的发展气势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我最近看到的一些offer，硕士毕业后在芯片设计大厂工作两年，跳槽的话年薪就能达到50万人民币以上，没错不是三年而是两年，这在以前可以说不可想象的水平，这不能不说和美国的压制和制裁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研究了很多产业发展的案例后，我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观点，发展民族产业“自由市场”只能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外力的作用（政府的产业规划，外国的制裁，国际关系变化）是极其巨大的，甚至能决定企业的生死，大中华橡胶厂的发展历程，就和中日关系变化息息相关。

下图是民国时期双钱轮胎的广告，飞机，汽车，人力车轮胎都有，而广告语是“请使用国货双钱名牌各种车胎”

而下图的广告则写着“首创国货汽车胎”，这显示出当时的广告大量以国货作为卖点，可以体现当时局势。

这些广告语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发展事实上是与国际关系和政治息息相关的，大中华橡胶厂的双钱车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国内群众的抵制日货有很大的关系。

市场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民族产业发展的唯一因素，不能因为市场这个发动机动力强劲，就否认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这几年美国大量的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2018年制裁中兴的时候，国内的舆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认为是中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又没有坦白所致，但这几年大量的中国企业上了清单，用的各种各样的理由，这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过来。

别人都动用行政和司法力量来直接针对和打击我们的高科技企业了，我们的国家力量当然也要出手进行支援，这样才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第二点是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我为主向先进国家学习非常重要。

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如此紧张，大中华橡胶厂的胶鞋制造和车胎制造，日本的技术人员和设备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要知道大中华橡胶厂1934年制造出首个车胎时，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已经爆发了，两国已经直接开始了战争，而且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敌对和仇恨，同时面对日本政府对于车胎制造技术的封锁，但这不影响大中华橡胶厂通过各种办法向日本学习技术，并且带来了直接的收益，获得了很快的进步。

今天我国也是一样，不管美国现在如何对中国紧逼，敌对，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但这些都不要妨碍到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设备，高水平的人才，到先进国家出国留学，这些都要坚持进行，对我国国家利益是有好处的。

但学习的过程，一定要以我为主，也就是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是要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不是依赖国外的工程师。

第三点是要重视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性，这样一家中国民族橡胶工业的龙头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少设备在搬迁过程中损失，1937年薛福基被炸死，1941年余芝卿逝世，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强，无力保护本国企业，而导致民族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在沦陷期间，日货在中国市场横行无阻，还吞并了大量的中国民族企业，庞大的中国市场成为了日货的乐园。

相比之下，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目前之所以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是发挥了无形的作用的，这几年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并且在南海直接闯入我岛屿的领海，如果要是一般的国家，如果美国对其展示出军事上的敌意，即使没有直接入侵，恐怕外资很多也不敢去了，国内投资也会受影响，更不要说美国军舰多次闯入其领海了。

但中国经济显然主要挑战是国内的疫情，房地产市场，高科技产业升级等等，而不是家门口的美军挑衅。

我国军事力量越强，则冲突则越会限制在贸易战，科技战等领域，而不会蔓延到热战。

这两天佩洛西的来访成为了我国新闻的头条，我又体会到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我有一种感觉，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我军突然出动然后就武力统一了，而是会有个发展过程。

就跟中印边境一样，2017年发生洞朗对峙事件，双方都没有伤亡，但印军搞小动作蚕食我国领土的行为仍旧在继续，终于在2020年爆发了加勒万河谷事件，印军死亡了20人，受伤的人更多。这一下敲打之后，认识到解放军作战能力的印度方面就收敛了不少。

而在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前，实际上中印边境的各种对峙和肢体冲突已经发生过多次了，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爆发之后，微博上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视频，可见事情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不是毫无先兆的某一天突然爆发的，印度人天天搞蚕食，终究有一天会踢到铁板上。

印度在中印边境搞蚕食，美国则在台湾切香肠也是类似的情况，

美国不断的派遣各个层级的政客到台湾访问，撺掇立陶宛，捷克等国家的官员到台湾访问，甚至2021年军用运输机运送美国参议员在台湾降落访问，今年甚至佩洛西要到台湾访问，我国这两年多次抗议美方和台方都置若罔闻，现在又在多次的严厉警告佩洛西，

如果美国切香肠变本加厉的话，终究会跟中印边境一样，量变引起质变的，

那么未来台海可能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和冲突，吓阻和遏制美台的切香肠行为。

而显然我国的军事力量越强，则此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损失会越小，对台独的震慑效果就会越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会越小，因为你展示出来的力量越强，全世界反而越相信美国不敢动你，也就越是对你的经济稳定性有信心。

换言之，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有效的给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第四点是我国企业需要重视供应链的安全性，

其实今年上半年上海疫情对全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就已经是个警钟了，未来台海局势向哪个方向发展其实是难以预料的，搞国际关系的学者都说过，预测国际关系走向某种意义上就是“靠天吃饭”，跟天气预报一样并不太准确。

我们并不知道国际关系走向会不会像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一样，突然就发生变化了，然后措手不及遭受严重损失，倒是那些提前做了不少准备的企业，例如上半年的比亚迪，由于其供应链分布很广泛，并不是只依赖上海，因而减少了来自这些不测事件的影响。

那么未来台海一般爆发危机，会影响到哪些产业呢？

中国大陆可是有非常多的公司是依赖台企在台湾工厂的进口的，而一旦危机爆发，从台湾岛上进口势必遭受很大影响，另外向台湾的出口也会遭受影响。

同样的中国大陆有哪些沿海地区也会受到台海危机影响？目前供应链是不是太依赖这些地区？这些都是需要去研究和规避的。

要知道，国家统一，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些利益是高于经济利益的，到时候不可能为了一些企业的利益就放任国家分裂，因此企业是需要做好准备，未雨绸缪的。

一百年间风云变幻，当年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日关系，而今天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美关系，我觉得我国企业应该是要从历史获取一些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