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对话施展丨从历史中找寻未来的答案

1.1 什么是超大规模性？

施展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增长奇迹，用了一个词叫“超大规模性”*，这正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而中国经济奇迹也反过来助推了超大规模性，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枢纽”地位的塑造。

“超大规模性”这个概念是施展老师在大观学术小组里和伙伴们一块讨论出来的结果，他当时突然意识到过往对于国际政治的讨论可能有一个Bug：把大国和小国放在同等地位上讨论，感觉上就像大国和小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都差不多，受到的约束也都差不多。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秩序、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自变量、因变量的影响，他们各自的运行逻辑，和对秩序和组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自变量呢？如果在秩序当中，你的活动可以对整个秩序形成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因为你的活动可能重新定义秩序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自变量。比如一个游泳池，要是你跳进去，那它就是游泳池，但把一头鲸鱼扔进去的话，它就不是游泳池而变成了鱼缸，因为鲸鱼的体量会重新定义这个游泳池。当我们分析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会发现其实是有几个自变量的，比如沙特，美国为什么要拉其做盟友呢？是因为就国际油气的生产而言，毫无疑问它（指沙特）就是自变量，因为在油气这一块上，沙特本身就表现出超大规模性。

超大规模性分为很多种，我们可以从若干角度来分析哪些国家在什么领域上具有超大规模性。比如美国，它超强的综合能力也是一种超大规模性，它的一举一动会直接改变全球秩序、全球规则；而以超大体量为前提的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是有超大规模性的，以前人们总说“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商业能力差，而是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对全球的需求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追溯历史，可以从四大文明古国说起，经常有人说中国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国家，所谓“唯一延续下来”，其实仅仅有文化是不够的，就人类秩序而言，“文化”需要外化为现实化的政治体、政治秩序等，所以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这些文明古国里唯一存续下来的。

为什么中国能在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呢？有两点非常重要：

1）足够大的财富池子。中国古代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决定了能够带来财富的经济形态主要就是农业，那时国家的经济体量跟人口的数量成正比，所以在农业经济之下，财富池子是否够大，就看人口的数量是否够大。

2）较低的汲取成本。如何降低汲取成本取决于社会结构，如果社会是高度结构化的，有较强的自我组织能力，那么朝廷汲取资源的能力就会变差。什么叫社会高度结构化？取决于社会是否有很多富豪，举个例子，印度社会就是高度结构化的，基于它的种姓制度，社会有着较强的自我组织能力，从而使得印度的朝廷对于社会的汲取成本很高。

还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能力取决于军事和财政，而军事和财政则取决于国家本身是否有一个足够大的财富池子可以低成本地汲取大量的资源。其次，在上述条件成立的基础上，中央权力对于任何地方性的反抗力量都具备碾压性优势。如果达到了这一点，大一统就是不可逆的，反之如果不能突破这一点，那么大一统就变得可逆。

从汉朝到唐末，中国古代社会高度组织化，有大量富豪可以把社会组织起来，所以朝廷从社会汲取财政资源的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反抗力量也就不会形成碾压性优势。当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崩溃，就很可能陷入大分裂，所以这个时期的大一统是可逆的。但是中国社会在“唐宋之变”后情况有所变化，没有了富豪，社会彻底散沙化，自我组织能力大幅下降，朝廷汲取资源的能力大幅上升，成本降低。所以中国自宋朝以后，即使大一统崩溃了，但取而代之是又一个大一统。

这种不可逆的大一统在经济学上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因为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土、人口带来了超大规模市场，以及超大规模的工程师群体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国超大规模的供应链，最后才塑造了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秩序上的超大规模性。

1.2 超大规模性会不会改变？

其实现代人类历史的演化从来不是匀速直线运动的，而是类似于量子跃迁式的发展，在匀速直线状态和剧烈变化状态之间交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会不会改变呢？

首先从中、长期来看，第一，因为超大规模性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客观事物，已是存在千年的效应，中国超大规模性成立的条件和前提在今天仍然没有变化，仍然是个常量。第二，超大规模性如果想拥有真正的力量，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否则一定会自毁长城，失去自己赖以获得力量的平台。而且在我们经济发展中，仍需要新的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关键系统、新的组织逻辑等来支持国家转型，这些新的东西也需要从外部学习、吸收和转化。所以从长线来看，超大规模性以及向世界开放这两点是不会变的。

其次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看，产业资本有着类似果冻的属性，能流动，但速度很慢，这意味着（产业）虽然可能会流走，但却不会马上流走。所以无论如何，中国仍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超大规模性就仍然会存在。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全球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时期。在《人为制造的脆弱性》中有一句话：“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

回顾历史，银行体系是怎样产生的呢？早期统治者通过殖民的方式扩张领土，而统治者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稳定，不断从这里攫取利益，要给在殖民地构建商业网络的商人们提供武力保障，这时就需要一个“粘合剂”，自然也就是钱，顺势就产生了银行家，他们不但给国王、给统治者提供资金，也给商人提供资金，随着低成本融资需求的出现，国债也应运而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银行产生以后，德国、加拿大等国开始行动：第一，给需要发展的产业提供融资；第二，向社会提供福利，提供房贷等经济权利等等。经济增长本身也成为“国家”这一概念形成的特别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发行主权信用货币这件事也对塑造现代国家至关重要。这就诠释了为什么“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

同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货币体系也开始逐渐形成。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众民主时代，统治者要靠投票当选，选票是掌握在劳动阶级和无产阶级手中的，统治者为了确保当选，维护其政治地位，不得不考虑就业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一系列经济问题，需要用到一些具体工具，货币政策就应运而生，我们熟知的现代央行体系逐渐浮出水面。在货币工具的运用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中，人们发现经济运行的逻辑跟政治运行的逻辑实际上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只要两者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发生共振时，就会刺激经济向上发展，反之，就可能出现问题。

然后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1971年美国脱钩，全球正式进入主权信用货币时代，这是一段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完美契合的历史时期。自此后，国家现代治理能力也开始取决于货币政策。

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停下，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但是历史的逻辑从来不变，政治和经济这两条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丝线，又在书写新的故事——国家主权与数字加密货币。

首先，我对数字货币交易的态度到今天也没有变：数字货币不应该成为中产阶级的资产配置。但是2020年的时候，数字加密货币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2019年，Facebook（脸书，现更名为Meta）发布了Libra（天秤币）白皮书，当时美联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包括G7国家在内的政府迅速地做出了反应。白皮书写得非常好，但你就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美国这种号称特别自由，对所有金融创新都一直持鼓励态度的国家，它的监管机构却会对天秤币进行严格地监管，一点余地都不留呢？其实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体现了国家最大的治理能力。

纵观全世界，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内，之所以美国能够占据全球的主导地位，全球秩序的自变量，核心就在于美元。起初美元挂钩黄金，脱钩以后又挂钩石油，成为全球货币。直到现在，美元作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占了90%；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跨境银行债权大概要占一半，股票占40%以上；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也都是最主要的存在，比如我们国家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就大概占60%左右。

过去几十年中，日元、欧元都挑战过美元，均以失败告终。其实2019年美国的天秤币，以及更早出现的比特币，也是对美元地位的一种挑战。但是这次比特币对美元的挑战却与之前的挑战不同：数字资产从2017年仅有的140多亿美元规模，到现在最高达到3万亿左右；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开启了最大规模的放水，比特币紧跟着上涨，随后的两年内美国的监管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开始极度抗拒到包容吸纳；围绕比特币出现的数字加密生态，Web3.0也好，元宇宙也好，它们虽然是波动式的发展，但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从就业方向来看，数字加密资产行业几乎是所有美国顶尖商学院金融系毕业生的第一去向；数字加密资产行业的政治捐款排名第一，而且它在美国的政治游说力量变得很强。

今年3月份拜登政府发布了数字货币监管的法案，4月份耶伦就发表了关于数字资产政策、创新和监管的讲话，这其实意味着美元原来封闭式的秩序向数字加密资产开了一个口子，要把它纳入到美元秩序中，其中蕴含的道理是：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如果碰到技术力量的变革，实际上是很难抗拒的。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从2021年到现在，按理说通胀高企美元应该很疲软，但是美元并没有贬值，这其实也进一步说明了美元的强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新美元秩序的构建中，选择放开怀抱，尝试把数字加密资产吸纳到自己的体系里面。这个尝试最终是否能成功要画个问号，但目前来看，数字加密资产表现出的姿态比较低，是愿意归拢到美元秩序下的。

*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秩序中，你的活动可以对整个组织/秩序形成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因为你的活动可能重新定义秩序的时候，那么你就具备了超大规模性。

「共潮生丨香帅年度财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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