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与我的失败
在大学的前两年，我一直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typical banker。大一开学的第一个月，我给能联系到的几十个清北经管（有的已经工作）的高中直系学长学姐一个个打电话，请教他们金融行业情况、最有效率的career path、我该做些什么准备，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然后我参加商赛、不停歇地做各种金融业界实习，努力让自己习惯multi-tasking的生活与频繁的network，直到大二暑假申请summer internship时，我被”why do you want to work in finance？”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困住了。因为这个问题在投行面试中是有参考答案的，但我说出那些套话时是如此难受。
就像你们看我上面这些莫名其妙中英夹杂的话一样难受。
这就像个开关，串起了累积的、许多不起眼的不适感，比如连着一周每天睡四五个小时担心自己猝死，比如做完一个项目后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也没什么价值，比如在复制粘贴的文书工作里怀疑这些东西对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再比如我无法想象我在十年、二十年后要一直说着不发自内心的话。我开始动摇，找了很多人包括行业内的前辈聊，做了很多利弊对比，权衡分析让我意识到，真诚的生活对我来说比物质回报更重要。于是我在这条“精英道路”上踩了刹车。
说起来轻巧，当时是真难受啊，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做作又矫情，是个吃不了苦的人，坚持不下去所以被迫放弃，抵着喉咙逼问自己：“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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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我当然也经历过零碎的失败，海投几十份简历没有回音啦，面试中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尴尬到泪洒现场啦，参与创建一个校内金融社团在最后一轮被毙啦，大一上学期绩点不到3.6啦，不一而足。不过比起之后的那个掀翻我的浪头，这些都可以算作温柔的水波了。
好在在与前辈们的对话中，我发现，即使是金融，最后留下来的人也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热情的、认可自己的价值的。到了合伙人的级别，在我问起最近负责的业务时，他们也像个被点燃激情的孩子一样，语音语调都不一样了。这让我意识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原来并不是不切实际的青春期幻想。
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知道我不想做金融了，然后呢？我想做什么呢？
比放弃更可怕的是虚无。那时候我认真地考虑过休学。因为每天都不想起床，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一切都没有意思。不过最后没有休，因为我都不知道休学的话去干什么。
于是我做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我试图靠“纯想”来弄清楚自己的价值体系。我坐在家里，问自己，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然后都记下来。当时的我就把这当成一道约束规划题，希望能列出目标函数，最好能给每项赋权重，再去设计到达路径。
当时写的一些东西
又一次失败。
列当然是列的出来的，至少因为放弃了金融，我知道我在乎价值感、与人的真诚交流、合理的工作环境……但是这个单子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还在乎身体健康、与家人高质量的陪伴、持续学习、新鲜感等等等等，不说定量的权重，连定性的排序都做不到。
空想就只能是空想。
“在选择人生道路这件事上，我不曾被一种洪流卷走”这篇我从高中时代就反复看的文章，给了我两点启发：看世界，找自己。这篇对谈中有许多许多值得反复咀嚼的体会，这位学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想不清楚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停下来、看一看，会比较好。当你太怕错失机会，反而有可能失去更大的机会。”
我一个人去了大理。在那里我写了Wake up，说“突然一天，一个‘我’从社会角色的躯壳里醒来，这个新的人就诞生了”“ta不在乎已有的标准角色，ta导向的是自我的期许。Ta不是为了叛逆而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寄托无法实现的理想出现的，ta只是诚实地探求自己内心而已。”
初二的时候读柴静的《看见》，她写到，观点与诠释太多了，事实反而成为了稀缺的报道对象。现如今“真的”都不一定就是“事实”，很多“事件”也被立场修饰之后端出来，供各种观点与情绪把玩消化，真相成为越来越难以触及的地方。所以我怀疑一切信息，质疑所有权威，尽管这确实非常愚蠢。所以我也明白了我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肉身走进去，和这个世界发生实在的碰撞。不必多高贵，堕落也是苦修之必须。悉达多也曾受困于轮盘酒肆，辗转于女人的身体间——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就是俗人一个，我去旅游去livehouse去打牌去喝酒去纹身，去抓住生活浅薄的享乐，表层五光十色的泡泡膜是玫瑰色的眼镜，让我见识更多复杂的人性，和直面自己的生物本能。
我跟自己说，有想法就马上去做，克制总是过度的事前思考。循着列出来的那些抽象的价值观，我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一个个去试。
我去了解过全职公益人的生活，直接在公众号里报名参加他们的活动，交了一些在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性少数群体、流浪动物救助、罕见病群体、儿童性教育……
疫情在家里闲的没事开始剪视频往B站投稿，正儿八经研究过一段时间自媒体和影像剪辑。
参加学校各种奇奇怪怪的活动，跟专业课老师请假去看青年导演的独立电影，凑上去加微信。
看到树洞里经院与光华的无聊争吵、看到付费实习这种几乎是诈骗的东西，感到愤怒于是我开始往经院的低年级群里发大家可以投的实习招募帖、发就业相关的资源和信息，被认为是学院职发的老师。
我投递过世界银行的实习（显然没过）、面试了一场联合国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实习生（也没过），报名了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杂志的研究助理（还是没过），还有很多类似的尝试。
同时那个寒假我自己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线上支教，对象是大凉山的一个高中生小合唱团，是我在参加一场演讲活动时认识的，我主动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我甚至还学过一会家居装修设计，了解电路埋线方法和家用灯类型什么的。
我做这些事情前基本没有规划，觉得有点意思就撸起袖子开干了。做着做着，我发现，身体就能给我很多信息。比如说，想到明天要去做什么，我会很愿意起床；有些机会被拒绝一次之后我还想再报名一次，言辞恳切地反复写邮件表达愿望；或者是，我记得当时也顺手投过一个顶级的买方机构实习，笔试试题被我一拖再拖，每次一想到就头疼，最后拖过截止日期的时候，我只有长舒一口气的轻松，那时候我就完全能确定离开是对的选择了。
我告诉自己：“要做让自己有生命力的事情，要有热气腾腾的生活。”
去搬猫粮狗粮，第一次看了北京的日出
我一度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致力于做个随时可以抽身的旁观者。后来我发现，这两点好像是有因果关系的。当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意外地，生活给了我实在的反馈，建构了我的意义。同时我也发现我写不了小说了（笑），我只能写自己的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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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技巧和纸面上的隐喻不同，来自真实世界的表达带着生猛的暑气，汗淋淋、赤裸裸、横冲直撞地来到我面前。
大三上学期在上两门基础的心理学课程（最后都拿了84分），谈不上特别有趣但还是愿意去上。但是另一门旁听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引论》，每次上课我都开心的不行，甚至表现得比选课的同学还活跃。尤其是课上的模拟咨询环节，我喜欢听、也喜欢说，搭档们也觉得我做的很好。很自然地，我开始了解这个学科，加入了临床心理系的几个实验室；我主导了学校心理协会的朋辈互助回信项目，给有困扰的来信大学生回信；我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做助理，接待来访者、接受团体督导、组织临床技术培训……我没有经历某个“跳跃”的魔法时刻，我只是做这些事情都很开心。这些事让我越来越了解自己，我对临床心理的热情也在给我正反馈的这些经历中逐渐累积。
奇妙的是，我的经济金融背景与选择的心理道路自洽了。在周其仁老师的一堂经济学课上，他说：“有问题，底层就总有人要做出改变。”我写下：“经济学培养了我的逻辑分析思维，也让我看到了复杂的真实世界，人性、资源、机制的博弈，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当今的社会环境。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问题也很多，我只要在这个大宇宙里找一条缝隙，容的下我自己就可以。然后用我漫长的一生去修补、推进它，我就是在让这个世界好一点，我这辈子就不算白来。我想，我希望我能帮助别人生活得好一些，多一点人类同胞间传递的感动和爱。”
比起说我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价值观落地的途径——我热爱的不是心理学，是真诚的联结；人，是我价值观的核心。
去年春天某个普通的上午，在青少年咨询课上的我，盯着对模拟咨询一字一句做分析的徐凯文老师，突然福至心灵地冒出一个想法：“做个咨询师，就算一辈子在基层社区里面，三十岁、五十岁、七十岁，一直做这件事情也蛮不错的。”这是我在那么多依靠逻辑分析做的决定之后，第一个由直觉给我的答案。
当这个想法出现，我马上意识到这与之前那些试试玩的想法的区别。是的，那些也很好，但与我没有那么强的相关性了。
说来也是奇妙，我之前金融经济攒下的很多技能，包括搜集信息、尽职调查、主动社交寻求帮助等等，都在我的转方向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内地直接去北美学习临床/咨询心理学的前人不多，相关的经验更加少，我硬是在各种犄角旮旯里一点点拼凑信息、在我能够接触到的所有平台寻求可能有用的资源。自己莽着发邮件联系湘雅精神科的见习（结果撞上了长沙疫情），翻无数篇公众号文章找学生可以做的临床实践/志愿机会，在领英和推特上跟北美在读的学生、导师联系求教……
所以在几位博士学姐的鼓励下，咬咬牙，抱着抽奖的心态在10月开始准备博士项目的申请。一个月的材料准备时间，抱着自己转专业的背景和不上不下的标化成绩，写每篇个人陈述都像在写情书，然后找各种人一遍遍改。同时还在上经济学的课、心理实验室干活、负责心理协会、在咨询实习基地做助理、校外热线接线，差不多每顿都是吃泡面加咖啡。找老师写推荐信还被拒绝过。虽然事情很多压力也很大，但是每件事情都是我喜欢的，体力耗竭的时候精神都还很振奋，放松的方式是闭眼睛听各种临床培训讲座。我甚至觉得，那就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
接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PhD项目的面试邀请让我激动了很久，在wait list上苦等两个月后被导师告知前面的申请者接受了录取。那一周我的心理状态都很不好，我感到挫败、动摇、自我怀疑，好在被一群朋友托住。在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完全可以继续追求自己的喜欢。
于是我开始考虑毕业后继续做研究助理或者参加补学分项目，准备第二年再次申请。当时已经发出了几封研究助理的申请信了，我努力控制摇摇欲坠的心态告诉自己：“既然知道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早一年晚一年又有什么关系？”
在三月底的一个早上，我再次收到了PhD项目导师的邮件，告诉我她今年争取了到两个录取名额，我是第二个，问我还有没有兴趣去。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来。
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喜欢什么感到非常困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
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问题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又那么难的话，我们有为寻求答案付出过什么吗？如果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轻飘飘的方式、不吃点苦头就能解决，那我们会相信它的分量吗？
我不觉得“内心的声音”是等来的，我觉得是自己创造的。
去问、去看、去试、去犯错、去走弯路、去受折磨，然后问自己，这么痛苦你还愿意继续吗。如果有一天，答案是痛苦一万次还愿意，那恭喜你。
与周其仁老师的一次答疑饭上（老师周末会邀请课上的部分学生吃饭），我也问到，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怎么办，周老师的答案是：“那就该像以色列大学生那样先去当几年兵，或者上山下乡看看，再来读书。”我觉得我和他的想法本质是一致的，要先投入真实的生活，把自己的架子放下去，接收来自更大的世界的信息。然后周老说：“找到了喜欢的事情就all in，其他的上课考试应付应付就得了。”
是的，成本都是沉没的。没有可以对冲的保障机制，确实有可能血本无归，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也许试着试着，会像我一样，逐渐觉得过程本身就是我要找的意义。
我想大学教育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课是，让我走到人类【创造知识】的前沿，然后意识到，很多东西目前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整个社会、整个科学界，就是还面对着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止是那些看起来很高端的宇宙、数学理论，其实很多我在应试训练阶段了解的“答案”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公论”甚至只是“一种可能性”。
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是，放下对“唯一”或者“最优”方案的执念，因为很有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无论通过什么渠道、求教什么权威或者搜集多少信息。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在没有这样的方案时依然要做出行动。
以前我会进入一个困境，希望在作出决定前搜集最多的信息、进行最多的可能性分析，结果要么信息根本无法搜集充分、要么信息过载可能性太多太复杂，而这两者都会导向行动的停滞——也就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怎样在“真实的世界”中作出反应，是我在学习的，也是我在建构的。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决策行动模式，至少我现在从我学习的对象们身上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而我也在建设我自己的。
不必要等到“万事俱备”再出发，了解自己，行动的同时承担风险，理智下的勇敢是一种美德。
而我知道了我需要很多很多爱，我也在尝试中找到了获得爱的途径——就是首先主动地、勇敢地去爱我身边值得的人。
有人需要体面，有人需要自由。就怕你其实爱自由，却以为自己爱体面，或者反过来。
做金融也是很好的人生，跟随主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去找自己的所谓热情也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衡量标准、明白这就是你想要的/你适合的，那也完全不必顾虑。有时候，“找到自己的路”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期许，但其实也完全可以“不做自己”，那也是一种选择。
而选择只是不同，没有优劣。
茫茫人海，哪条路不是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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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薄扶林学社的创刊词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向前走”，我深以为然。
我是少数民族女生，出生在中部一个不富裕的小镇里，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地位，无论是接受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甚至是运气、天赋和家庭无条件的支持，都比很多很多人要好，比如我每个暑假都会去支教（做饭）的西北农村小学的学生们。我想，我领到的使命，就是将这些倾注在我身上的资源，正确地返回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
我相信人生而有追求幸福的权力，我相信公民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我相信做学术是因为对创造知识和寻求真理有热情，我相信美、真理和科学的重要性，我相信社会需要自由、公平和正义，我相信人们有自由讨论的需求与义务，我相信心理健康对于每个人都非常珍贵。
我知道中国的临床心理发展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我爱人类，我有使命感，如果只能成为这条路上的一块砖，就让我成为一块砖。所以想要读博的最重要原因，是我需要把自己培养成更有用的一块砖，最好是能撬动更多资源的杠杆：除了博士项目本身的训练，我希望我能以自身为直接感受器，学习临床心理行业体系、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机构设置等等的架构，了解西方所做的尝试的代价、问题与成果，与更多不同的视角与人产生交集，然后投入到建设中来。
曾经我羞于表达这些，我听过太多说我中二、幼稚、理想主义（贬义）的评价，一度我觉得这些评价是对的，问题在我身上，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最近发生在或远或近的地方一些事情，让我捏紧拳头感到愤怒与政治性幻灭，而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我还有期待，我觉得不合理。可是我的愤怒又无济于事，只是让我自己痛苦。
直到我遇到荒原狼，再次被黑塞拯救。不是，应该说是我自己心里有了力量，所以那些评价自然变得不重要了。
我不觉得我是理想主义的，我其实是浪漫主义的——最古典最狭义的那种浪漫主义，极端、反庸常、包含强烈的情绪，带着邱妙津清醒的时候用匕首朝自己前胸扎去那样的决绝，去创造我想要的世界。
不过我是现实的浪漫主义，也许得益于经济学的培养。我现在已经学不了文学或者艺术了，我要把期许拉下神坛，实现在我的身上，去斤斤计较得失、讨论可行性，踩着一地鸡毛狼狈不堪地做事情，做可以落地的、增进社会福利的事情。
我的存在微不足道，那么能做一点是一点。
回过头来看，又会觉得隐隐有一些指引。即使大一那时一心想着做金融的我，每周也会去安定医院做志愿者陪伴老年与儿童患者；两个暑假倒24小时的火车去西北山村支教实践，走五公里去乡里的集市上买菜；组织朋友一起给大凉山的合唱团补课，劝他们回普高上文化课，到现在时不时会问问他们的情况；报名做高中生的成长陪伴学姐，回答一些奇奇怪怪招架不住的问题；把心理协会的摊子铺开，希望能借着学校的资源尽量多陪陪同学们，跟行政老师斗智斗勇，厘清组织架构、章程、运行模式，为之后的发展铺路。
我的存在微不足道，那么能做一点是一点，为了我的相信。
在《何为启蒙》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种顺从，而是一种颠覆的理想。和所有的理想一样，它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不代表它不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奈曼说。“在康德看来，哲学在帮助我们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它不会安慰你，也不会减轻你的疼痛；实际上它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与愤怒。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
那就是我的生命力，我苦苦追求的热气腾腾。
保持好奇，保持愤怒，保持相信。
我不妥协。
我有的是勇气。
我要继续去试、去输、去丢脸、去头破血流、去做不被看好的事情、去做自以为是一腔热血的事情，骄傲地承认我就是个傻逼，希望最后能“从容地、高尚地死去”（《裴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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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我与18岁的我有很多不同，也依然有很多相同。18岁以前我以为的“追求”，似乎更多的是被驱赶、被社会期许推着向前、被“想要认可”的信念支撑，被不明所以的正反馈持续激励。我依然很感谢那时候的我，怀着一股子莽劲儿用力地去经历了，那就足够了。
就像我当初误打误撞跌入经济学，经受了非常硬核的课程洗礼（和两门60+的分数），也让我遇到了大学中最重要的两位朋友/老师，领略了优美、严密、踏实的入世逻辑。
回看这四年间我写的东西，真觉得冥冥中有一些轨迹可以算作命运。
隔膜 里面我说“温柔，希望，信心，还有美，都是奢侈的东西。”“我在创造我自己。”
山海相连的开头还是我去听高盛的宣讲会，结尾却转到“走快一点，走慢一点，其实没有区别，我急欲往自己身上加的勋章最后都会被我亲手撕下来。”
是了，重要的是，撕下北大、经济学、转专业直博PhD、协会会长这些标签之后，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要怎样选择我的生活。仅靠那些可显示的“结果”来定义我，我会视为一种侮辱。
与18岁一样的是，我依然一直敬仰西西弗斯。
最早的那篇没有谁会因为一场考试失去一切里，我提到：“雅斯贝尔斯说，人不愿意仅仅活着，他要决定选择什么和捍卫什么。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是把生活当做了单纯的生存来接受，他就该听从一切（他人）代他作出的决定。”
我不算聪明的人，也不算勤奋的人，现实层面我觉得我最多算个小聪明选手，但是我要求自己是自主的、清醒的，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弱点。我时时接受自我的锋利审视，那把被握紧的剑始终朝内、开膛破肚鲜血淋漓，这是我主动选择的痛苦。我不需要身边或者心中的观众，我要让生命为自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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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事情】和【失败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我经历了很多的失败，这正是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原因。每坍缩一种可能性，我就获得一些更靠近我自己的提示，看到我的缺陷、我的恐惧、我的自缚、我的渴望，直到现在仍是。在层层选择的骨骸的缝隙之间，我越发感受到我身边涌动的个体之间的深刻的联结，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留给我的谜底。
而谜底也只是一面镜子，不是我的目的。
寻求一致的标准、确凿的保证、安全的道路、快捷的方式，现在在我这里统统被划为懒惰与怯懦，如果总是向外探求，那自己就会一直没有力量。我绕过的这么些“弯路”，做出的各种南辕北辙的选择，都成为了我生命力和勇气的泉眼。所以我现在可以比较自如地面对不确定性了，我接受要保持清醒就会时刻带着痛。不变的是我的价值体系、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那是在洪流中固定住我的锚。
画卷才刚刚展开，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我依然不喜欢失败，但我不害怕了。
我甚至怀着隐隐的期待，我希望它们来得更快一些、更多一些——因为那也就意味着，我没有举起投降的白旗，我还在不断地做真诚的尝试，抱着最后也不必成功的心态享受所有的过程，并坦然接受命运降临的可能性。
也许有一天，我会觉得22岁的自己是如此幼稚、天真、自我感动，那我也会由衷地感叹，在年轻的时候淋漓尽致地过了年轻的日子，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在之前的人生里，每一次失败都会敲响我脑内的警钟；而从此以后，我要警惕的是每一次成功，因为失败才是绝大多数的底色。我要警惕自己的幸运、傲慢、虚荣、理所应当，我要警惕外界的欲望、利益、声浪、熙熙攘攘。
那就继续失败下去吧，我准备好了。